于佩尔 她「于佩尔烙印身为演员她让自己拥有了作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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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的冬季影展，推出法国新浪潮的旗手之一克洛德·夏布洛尔作品展，他的五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漂亮的塞尔吉》《女人韵事》《包法利夫人》《冷酷祭典》《亡情朱古力》逐一亮相。这五部作品除了曾向世人宣告新浪潮诞生的《漂亮的塞尔吉》，均由法国甚至国际影坛的常青树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因此，该影展也可以视为导演夏布洛尔与演员于佩尔的共同回顾展。

《亡情朱古力》

夏布洛尔是于佩尔合作时间最久、次数最多的导演。除了他，于佩尔那张看上去似乎永远苍白，没有表情起伏的脸，还吸引过诸多名导。从影近50年，她合作的导演还包括法国的让-吕克·戈达尔、莫里斯·皮亚拉、伯努瓦·雅克，奥地利的迈克尔·哈内克，德国的沃纳·施罗德，荷兰的保罗·范霍文，美国的迈克尔·西米诺以及韩国的洪常秀等等。她是他们心中共同的缪斯。

但纵观于佩尔主演的影片，不论导演是谁，她的面孔似乎都是最大的标签，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电影里抵御岁月侵袭的象征。时间当然改变了她的容颜，可是她所诠释的人物，总是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她们”无论身处哪个年龄段或阶层，不管具有怎样的职业或外在性格，小小的身躯内总藏着疯狂错乱的因子，始终在外部境况的打压或囚禁中寻求突破。

按于佩尔自己的话，“我喜欢扮演不寻常的角色，并将其演绎得尽可能寻常，因为我们都知道，悲剧与反常往往隐藏在常态之中。这是我喜爱这类角色的原因——在表演中体现冲突，试着理解善与恶如何共存。”

这让她不仅没有沦为各位导演手中的棋子，相反，她与导演们一道，甚至用超越他们的方式，以游移在日常与边缘的双重形象，赋予不同影片里的人物统一的作者属性：她能够游刃有余地在钢琴教授、职业作家、家庭主妇、企业高层、哲学老师、过气演员、工厂女工、古典妇人、犯罪分子等角色之间转换身份，但始终带着鲜明的“于佩尔”烙印。

更为重要的是，她那些拍摄于不同年代，讲述多个时期女性命运走向的代表性影片，关联世界大战、法国五月风暴、欧洲尤其法国人口结构变迁等时代事件，以及当下社会环境对于女性的改造、重塑或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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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佩尔与夏布洛尔的合作，始于1978年的《维奥莱特·诺齐埃尔》。此前，作为希区柯克“迷弟”的夏布洛尔，已用《漂亮的塞尔吉》《表兄弟》《屠夫》《血色婚礼》等沾染犯罪、悬疑元素的作品，确立他与戈达尔、特吕弗等其他新浪潮大师迥异的创作偏好。于佩尔则在《玫瑰花恋》《编织的女孩》等影片中有过既出位又出色的表现，具备塑造不同性情少女的特质。

根据真实犯罪事件改编的《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夏布洛尔为于佩尔提供了诠释一人两面的机会，被她牢牢抓住。

《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剧照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联手之下，纳粹思潮的波及范围冲出意大利与德国，弥漫在欧洲各地。法国年轻男性聚集在咖啡馆表达政治主张，把企业纷纷破产等社会问题的症结，归根于党派之争以及时任领袖执政能力的不足，将国家的未来寄托在法国能出现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式的人物。与这些情绪激昂的年轻人相比，社会语境下的焦虑气氛，让女主角维奥莱特的人生走向迷茫与虚无。

她在家庭内外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做着父母的乖女，另一方面用身体换取金钱，在某个旅馆为自己创造了另一方“自由”的天地。她感染性病并被父母得知，行为却没因此收敛，反而为了“小白脸”男友的吃穿用度，打起父母的主意，从小偷小摸发展成妄图毒杀父母，好将家中财产悉数占据，但只害死了父亲。为了逃脱牢狱之灾，她以幼年时曾被父亲强暴申辩（影片并没点明真假），不过还是受到社会与法庭的联合审判。

影片结尾的字幕交代，维奥莱特1934年被判处死刑，但是经由法国几任总统不同程度的赦免，她于1945年出狱，同时皈依宗教。重获自由的她过上与人结婚、生养孩子的平凡家庭生活，直到1963年去世。

显然，在夏布洛尔眼里，站在社会与家庭对立面的维奥莱特，属于二战前后疯狂时代的牺牲品。当时代趋于理性，她也不再是人群中的异类。

于佩尔当时尽管只有25岁，却已用鲜少微笑的冷漠面孔，精准演绎了维奥莱特的双重面向，带出夏布洛尔对于时代的指控，让她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首度捧得影后奖杯，从此也开启了拿奖拿到手软的征途——戛纳与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桂冠，她均获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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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的1988年，夏布洛尔与于佩尔再度携手，推出了同样将女性处境放置在二战背景下研讨的《女人韵事》。

战时充当德国傀儡的法国维希政府，将法国北部的大批男人与犹太人送往战场或者集中营（其时紧张的社会氛围在特吕弗1980年的《最后一班地铁》中有过交代），没被征调的法国男人，是因可以完成德国人不愿处理的“工作”，譬如清理法国同胞的尸体。留守女人生存下来的手段之一，是与驻守的德国士兵发生关系，导致孕妇数量明显增多。鉴于维希政府严禁堕胎，不想生养的女性只能偷偷打掉腹中胎儿。

于佩尔出演的玛丽从无意间帮助邻居成功打胎得到酬劳中获得启示，悄悄在家里做起“私人大夫”，偶尔结识站街女郎后，又把家中房间变作“旅馆”收取佣金，两项收入让她两个孩子的饮食条件明显改善，梦想成为歌唱家的她也有了金钱与精力发展爱好。丈夫从战场归来，没有让她心生喜悦，她对他原本就无感情。丈夫没有工作可做，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在用废报纸（主要用来找工作）的图文元素拼成的图画上面，这也加剧了两人的紧张关系。

玛丽其后与街头偶遇的年轻男子（他正是那种由于能为德国人办事而留下来的法国男人）成为情人，对丈夫愈发冷若冰霜。为了让丈夫走出家门，她让情人给他找了份在码头巡逻的工作，并不在意这份差事蕴含的危险——但凡有法国人挑事，德国人便会展开十倍的报复。玛丽的举动一步步刺激丈夫写下举报信，她因为从事两桩非法生意被推向断头台，没能像维奥莱特般从命运手中获取免死盾牌。

像《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一样，夏布洛尔在《女人韵事》中也没有注入任何道德立场，只是以冷峻、疏离的手法，陈述了一出时代悲剧，带出玛丽不过是政府维护所谓颜面，用来“杀鸡吓猴”的祭品，侧写出其时法国女人谋生、法国男人“无用”的两组群像——正如片头字幕，“此片献给那些有过相似经历的人们”。

《女人韵事》剧照

有趣的是，法斯宾德1979年执导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与本片形成对照。法斯宾德镜头下，德国女人玛丽娅与丈夫新婚的次日，丈夫便去了二战战场，就此人间蒸发。玛丽娅凭借用自身的智慧和美貌打造的“通行证”，战时从美国军官、战后从法国商人两任情人身上，获得经济的来源与生活的飞跃。一直对丈夫念念不忘的她，最终盼到他的归来，却发现他已暗中与法国情人达成协议，她的身体成为筹码，以满足情人当下需求的方式，换取丈夫未来生活的保障，隐喻了德国战后的经济腾飞，是靠战时被德国男性抛弃的德国女性又一次的牺牲换取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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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佩尔在《女人韵事》里的多数时刻脸带落寞，剧情行至后半段，她的眼神更近乎空洞，道出所饰角色对于不堪生活的适应与麻木。她唱歌跳舞或者与孩子、朋友、情人相处时的面带笑颜，指向她对欢愉瞬间的希冀定格留存，属于夏布洛尔有意设置的亮色。

顺从生活、安于现状与不甘如此、希望改变之间的差异，正是于佩尔在多部影片中抗争的方向。只是造就差异的外因林林总总，既有大时代的无形之网，又有小范围的可见束缚，她抗争的方向也千差万别。

皮亚拉1980年执导的《情人奴奴》，她挣脱沉闷的丈夫，奔向情人的床，是对法国五月风暴与欧洲性解放运动余音的回应。戈达尔同年拍摄的《各自逃生》，她从贫穷的乡下来到繁华的巴黎沦为娼妓，身体成为抗衡花花世界的仅有资本。

夏布洛尔1995年导演的《冷酷祭典》，阶级错位成为矛盾的核心，她与同为底层人士的女伴联手向富人举枪施暴，变成摧毁阶层鸿沟的唯一方式，就像以该片为灵感来源的《寄生虫》，富人的死亡才让寓言故事得以成立。范霍文2016年公映的《她》，为了免受或说少受伤害，她要用尽招数抵制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精神与肉体暴力。米娅·汉森-洛夫亦于2016年拍竣的《将来的事》，她教授的哲学能否用来解决个体层面的情感与事业失落，以及社会层面的就业等问题，成为讨论的关键。

《将来的事》

当与生活的对抗遭遇重重障碍，甚至掉入命运的泥淖，于佩尔的表演给出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伯努瓦·雅克2009年的《阿玛利亚别墅》与巴沃·德弗恩2016年的《纪念》里，于佩尔将旧身份彻底埋葬，以新身份另起炉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编剧的两部电影中（施罗德1991年的《马利纳》与哈内克2001年的《钢琴教师》），她则葬身火海或消失于夜色，带出耶利内克对于当代女性困境的思考。

《钢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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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内克与于佩尔合作的另外几部电影，2003年的《狼族时代》、2012年的《爱》、2017年的《快乐结局》，某种程度上与《钢琴教师》一样，都是他犀利刺向欧洲中上层知识分子或者说人类整体社会的利刃，要么用于剥开他们伪善的面目，要么提醒他们直视人类共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会惧怕任何阶层，财富与学识即便联手，也很难找出化解的途径。

《狼族时代》用连绵不绝的荒原景象映衬人类失去精神家园的可怕。于佩尔与她的家人寻找精神圣地的旅途，亲身见证极端环境对于人性的碾压，兽性笼罩的大地只剩无尽的残暴与伤害，比那趟“雪国列车”上的杀戮场景还要骇人。

《爱》中的老夫妻退休前均是音乐教师，相互扶持的生活一如两人毕生热爱的古典音乐般优雅体面，但妻子的两次中风打乱了他们活着的节奏，不仅让妻子慢慢丧失尊严，也渐渐加重了尽心照顾她的丈夫的无力感——在帮佣眼里对妻子不离不弃有着大写人格的他，梦到一只从后脑勺伸来遏制他呼吸的大手。饰演女儿的于佩尔戏份不多，但也感受到命运强加在父母身上的两种刺痛。最终，丈夫在未征得妻子同意的情况下，用“安乐死”的方式，让两人获得解脱。

巧合的是，于佩尔2012年参演的另一部影片，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基奥执导的《沉睡的美人》里，也抛出“安乐死”是否有悖道德与人性的话题，同时亦像《爱》一样没有给出答案。不过影片中的于佩尔是“安乐死”的坚定反对者，她为了能够唤醒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女儿，放弃了钟爱的表演事业。

人物设置上与《爱》构成一定呼应的《快乐结局》，镜头借用社交媒体的交互手段，引领观众进入一个上层社会家庭的内部，和和美美的“全家福”内，尽是成员之间的互不关心。于佩尔饰演的母亲再婚的宴席上，她的儿子带领几个黑人移民前来“祝贺”，引得在场上层人士错愕不已的笔触，则与哈内克2005年的《隐藏摄像机》一道，说出欧洲社会对于以难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怜悯与接纳，有着清晰的限度。

在人口结构已然更改的欧洲大家庭里，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人看待新移民的目光，表面看起来充满文明与教养，其实深藏冷漠与虚伪，就像《快乐结局》中于佩尔虽对儿子的行为非常生气，仍然从容地让服务员为黑人兄弟另备了一桌美味。而她应对这起突发事件时的不动声色，带出了她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表演观念。

“人们对于事物的反应很少是戏剧化的，除非他们遇到了极致的事件。当然，当你知道亲近的人过世，你一定会有所反应。但大多数时候，即使你遇到了某种挫折，生活中，你并不会表现出很多。”于佩尔如是说。(梅生)

伊莎贝尔·于佩尔的人物评价

对于伊莎贝尔·于佩尔，影迷们毫不陌生，从《包法力夫人》到《钢琴教师》，她和世界很多伟大导演合作，拍摄了大量电影，在法国乃至世界，拥有大量的影迷，由于她拍摄的大多是文艺电影，并且多年来推动鼓励非商业的电影发展，她甚至被粉丝们称为“法国文艺女王”。于佩尔的戏路宽广，非常多产，从天真型、性感型，到喜剧型，无所不包。把表演视作“发泄内心的疯狂”。 和凯瑟琳·德纳芙、伊莎贝尔·阿佳妮一起，成为影坛最耀眼也最具影响力的女演员。
上世纪70年代出道的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堪称“法国文艺片女王”，她演过60部影片，尤其擅长诠释《钢琴教师》式内心压抑、外表冷漠的人。导演哈内克曾评价她说：“她既可以极致地表现身心受折磨的困境，同时还保持坚硬的知识分子气质。能把两者结合得这么好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也有影评人将她与同时代的阿佳妮做对比，而于佩尔曾在采访里这样形容：“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医院，我在分裂症病房，她在狂想症病房。” 于佩尔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和同时代的凯瑟琳·德纳芙、伊莎贝尔·阿佳妮以及后来的苏菲·玛索、朱丽叶·比诺什相比，她既没有倾倒众生的美貌，也没有春风拂面的万种风情。正相反，她看上去苍白、冷淡、克制、保守——完全不像是法国女人。
但于佩尔仍然是法兰西几个名声在外的女星之一。除了在艺术电影里为人称道的表演外，她也是被公认的少有的几个极有文化修养的演员。通过她一个人的表演，便能见证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文艺电影的历史。著名杂志《声影》杂志评论道：“在近35 年的法国乃至欧洲电影里，她几乎无处不在。”
作为表象的伊莎贝尔·于佩尔，跟她的真实年纪差距很大。今年56岁的她，却同20年前出演《情人奴奴》时的那个满脸雀斑的怪女孩没什么两样。借用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句话，“她比10年前的她还要年轻美丽36倍。”
内心的伊莎贝尔·于佩尔，同她的真实年纪差距也不小。伊莎贝尔·于佩尔是法国银幕上的冰雪女王。与眼角眉梢都是戏的阿佳妮相比，于佩尔显得冷酷、面无表情。比较自己和阿佳妮的区别，于佩尔曾诙谐地说：“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医院，我在分裂症病房，她在臆想症病房。
尽管如此，于佩尔绝不会如扮演的角色那般神经质并缺乏生气。她是个工作狂，活力无穷，几乎不用睡觉。就在前往戛纳当主席的一周前，她还紧张地拍摄她的新喜剧《Copacabana》。
从影30年，于佩尔出演过90余部电影，合作过的导演不乏戈达尔、夏布洛尔等大师。这个满脸雀斑的红发女子，一次次演绎着各个时代法国女人的痛苦、困惑和她们所受到的精神折磨。1978年，她在夏布洛尔执导的《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中出色扮演了一名感染梅毒的少女，第一次获封戛纳影后。可就在颁奖礼前，保安差点把她从红地毯上轰下去，因为她看起来一点不像来走红毯的明星。
2001年于佩尔凭《钢琴教师》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的致辞是：“有些电影让你胆怯。你感觉它们会夺走你的一切，结果是回报你的所有付出。我要感谢巴赫、舒伯特和莫扎特。”但在于佩尔的字典里，没有胆怯二字，她懂得何时该凭理性判断，何时该把自己完全交给直觉。她生来就明白如何才能将角色带入自己内心，更敢于毫无保留地投入表演。无论是在皮亚拉执导的《情人奴奴》中与人暗通款曲的年轻女子，抑或奥宗《八美千娇》里脾气暴躁的老处女，观众都无从判断，她是出于对自我意识强烈的自信，或是缘于自我意识极度匮乏，才会在自己同角色之间，迸发出一种罕见的共鸣。“作为一名演员，要像伊莎贝尔那样成功，非得对人类理解得相当透彻才行。”法国导演奥利维埃·阿萨亚斯曾经这样评价她。于佩尔十分严格地选择角色，她还因挑剔而早早地被划入“知识分子”之列。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当代的女演员中是最勇敢的。无论是演电影还是演舞台剧，她都会依据自己的聪慧和敏锐的直觉来做出选择。她强烈的个性往往把她抛向最危险的方向。她的无畏，她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演员的孩童般的决心吸引着我们。她常与风格迥异的电影人合作，看起来像是他们选择了她——而事实上，是她选择了他们。她并没有耍花招或者撒谎，只是乐于让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她是世界的一部分，她知道如何去了解和掌握世界，与此同时，她不断地邀请我们去分享她的私密。伊莎贝尔·于佩尔非常善于让人们走近她，同时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她从不混淆私密与熟悉——这两者的差别却经常被今天的媒体所忽略和滥用。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表演（以及私密、内心隐藏的自己）得以诞生、确立，并且发挥作用。

20200616听书笔记：《茶花女》

关于作者

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24岁凭借《茶花女》在高手林立的法国文坛站稳脚跟。他还获得过一项极高的殊荣——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得过这项殊荣的人还有《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和思想家伏尔泰。

经典文学名著《茶花女》，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

小仲马曾经说自己是父亲“伟大的儿子和卑微的同行”，他的父亲就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代表作有《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文学成就非常耀眼。然而，跟父亲相比，小仲马的文学成就一点儿都不逊色。

1848年，年仅24岁的小仲马就创造了一个文学神话，他凭借《茶花女》这部小说在高手林立的法国文坛站稳脚跟。到了19世纪下半叶，小仲马在戏剧界的名声远超父亲。他还得到了父亲梦寐以求的荣誉，当选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这在法国是一项极高的殊荣，《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和思想家伏尔泰都当选过。
《茶花女》是小仲马最著名的代表作，讲述了男青年阿尔芒·迪瓦尔和巴黎上流社会交际花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
1847年，小仲马听到老情人玛丽·杜普莱西病逝的消息，他回想起这位绝代佳人的风姿以及两人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一时百感交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茶花女》。玛丽就是这部小说中的交际花玛格丽特的原型，小仲马也从不避讳男主人公阿尔芒里有他的影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法语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是A.D.，阿尔芒（Armand Duval）的首字母缩写也是A.D.。可以说，《茶花女》这部小说里承载了小仲马的真情实感。
人们提到交际花就会先想到《茶花女》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拥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一本小说有没有生命力，除了看现代读者还会不会阅读它，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它的内容衍生能力和改编频率。《茶花女》给包括电影、话剧、芭蕾舞在内的艺术形式，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拿电影来说，《茶花女》的电影版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都有过非常经典的版本。比如，20世纪30年代，瑞典国宝级女演员葛丽泰·嘉宝演过好莱坞版《茶花女》，女演员于佩尔在1981年演过法国版，女演员妮可·基德曼在2001年演的歌舞电影《红磨坊》也是《茶花女》的变体。在内容衍生和改编方面，小仲马的《茶花女》要胜过父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筹。
1844年，20岁的小仲马在一场戏剧演出中遇到了交际花玛丽，一见钟情。在玛丽家做客拜访时，小仲马发现玛丽咳血，就劝说她要保重身体，玛丽被感动，不久之后成了小仲马的情人，两人度过了一段短暂却美好的日子。有一天，小仲马和玛丽因为一场争吵而分手，吵架的导火索很俗气——钱。玛丽是个混迹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需要大笔的钱维持日常开销，这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仲马无力供养的，他供养不了，自然有其他慷慨的恩客愿意为玛丽献上千金。小仲马妒火中烧，就写了分手信给玛丽。4年后，小仲马写《茶花女》时也用到了这封信。
《茶花女》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先驱。大仲马的畅销秘籍是跌宕起伏、构思巧妙的故事情节；小仲马的剧本能在巴黎剧场独领风骚几十年，靠的是敏锐的洞察力，他总能精准地捕捉到法国社会的热点，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追捧，比如，在股市上投机发财、男女两性关系、私生子和未婚母亲，都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当然，还有交际花的神秘世界。
小说一开头，“我”在街上闲逛，看到一个拍卖广告，说一位物主已经过世，这次拍卖的是她的家具以及珍贵的玩赏物。“我”是玩赏物的爱好者，决定上门去看看。到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交际花的住所，更让人惊讶的是，屋里聚集了很多上流社会的贵妇。这些女人为什么会来一个高级妓女家呢？纯粹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罢了。这些贵妇看着交际花的遗物，要么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要么露出艳羡的眼神，想必这位交际花的精致生活让她们都觉得自叹不如了。

“我”在拍卖会上花了100法郎，买到了一本属于交际花的小说，书名叫《玛侬·莱斯科》，“我”翻开书，发现有这样一段题词：“玛侬对玛格丽特，惭愧。”落款是阿尔芒·迪瓦尔。玛格丽特就是死去的交际花，那阿尔芒·迪瓦尔是谁？这本书是他送给玛格丽特的吗？他俩是什么关系？
虽然“我”有种种疑问，但这只是生活中一个小插曲，“我”很快就把这本书抛在脑后，直到年轻男子阿尔芒登门拜访。他失魂落魄地出现在“我”家中，愿意出高价买回那本《玛侬·莱斯科》。他曾经和玛格丽特相爱，但没来得及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也没能赶上拍卖会。现在，他想买回书，也算是留个念想。“我”被年轻人的痴情打动，愿意把书送给他。阿尔芒看出来“我”对他的情史充满兴趣，就承诺下次来访会和盘托出。可这次之后，阿尔芒没了音信。

故事先讲到这里。我们来聊一聊那本《玛侬·莱斯科》，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小仲马为什么会选它作为《茶花女》的引子？这本书比《茶花女》早了100多年，一出版就因为内容伤风败俗被封杀。现在，这本书的知名度已经非常有限了，但在小仲马的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时候的读者在《茶花女》里看到《玛侬·莱斯科》，就会立刻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也会猜出《茶花女》的故事走向。

《玛侬·莱斯科》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小说女主角玛侬原本应该进修道院，男主角德·格里厄原本应该成为骑士，但两个年轻人在客栈相遇一见钟情，于是各自抛弃前程，私奔去了巴黎。生活贫困，玛侬找了个有钱的金主，德·格里厄在牌桌上出老千赚钱，俩人就这么过起了男盗女娼的日子。后来，玛侬被指控是妓女，流放到美洲大陆，德·格里厄追随她同去，但玛侬得了重病客死他乡。
《玛侬·莱斯科》的结局暗示了《茶花女》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宿命。《茶花女》在一开头就揭示了玛格丽特会和玛侬一样红颜早逝，小仲马采取这种手法，体现出了他的自信。他并不避讳早早抛出故事的结局，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写作技巧会让读者欲罢不能。一个老到的作家，不会一直用故事高潮来紧紧攥住读者，他懂得张弛有度，懂得卖关子。就像小说中，阿尔芒露了一面之后就没了踪影，让讲述者“我”和读者都被吊起了胃口。
于是，“我”就想可以去玛格丽特的墓地打探消息。这个小小的坟地上铺满了白色茶花。公墓的园丁告诉“我”：有个年轻人特意关照他要定时更换鲜花，因为他最近不能来，要去办迁坟的事儿。这时，“我”终于知道了阿尔芒的去向，而且感受到了他的用情之深。阿尔芒要给玛格丽特迁坟，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她安葬在更体面的墓地；二是想再见她一面。
“我”接受阿尔芒的邀请参加了迁坟仪式，在场的只有5个人：两个掘墓人，“我”和阿尔芒，以及办事的警长。交际花玛格丽特生前被人前拥后簇，死后却无人问津。美丽的皮相死后也化为一堆腐肉。小说里，小仲马费了不少笔墨描写裹尸布揭开那刻的场景，玛格丽特“一对眼睛只剩下了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雪白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干枯而黑黑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稀稀拉拉地掩盖着深深凹陷下去的青灰色的面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美人到头还是一把白骨，就像这对情侣的爱情最后落得仓皇收场。
小仲马接着笔锋一转，借阿尔芒之口，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玛格丽特的场景。那是在玛格丽特去世的两年前，玛格丽特每次去剧院看戏都会随身带上一束茶花，这就是“茶花女”这个名字的由来。第一眼，阿尔芒就被玛格丽特迷住了，他在剧院演出的间歇来到玛格丽特的包厢里，想认识她，没想到被美人奚落。阿尔芒感觉受到侮辱，落荒而逃。
读到这里，读者会以为玛格丽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风光，说到底，玛格丽特这样的交际花还是依附在男权之上，一旦美人迟暮，就会断了财源，生活没有着落。而且，交际花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会被正经人家唾弃。比如，在小说中，墓地其他死者的亲人提出抗议，认为和交际花葬在同一个墓园是奇耻大辱。
说到交际花，这个社会现象是不是只有法国才有？交际花和妓女有什么区别？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交际花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各个国家的文化里都有体现。
交际花在日本就是艺妓，在朝鲜半岛叫作妓生，艺妓的妓，生活的生。交际花在中国，有鱼玄机、柳如是、赛金花等。法国的交际花文化是在《茶花女》出版前后盛行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式微。法国著名的交际花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时尚教母香奈儿。
不少交际花都拥有惊人的美貌，但这不是关键，智慧和才华才是她们的立足之本。玛格丽特的原型玛丽是个爱读书、勤思考的姑娘，和小仲马分手后，她还交往过匈牙利著名作曲家李斯特。这些交际花游走于权贵、富豪和文人之间，过着风雅、奢华的生活。简单说，交际花代表了妓女浪漫化、理想化的一面，然而从本质上说，她们只是高级妓女。在讲究门第、血统的社会中，交际花都摆脱不了被主流不齿的命运。
这其实也是玛格丽特怠慢阿尔芒的原因，她用傲慢的举止来对抗追求者的逢迎，她明白，自己在男人心中只是个玩物，那她就报复性地玩弄他们。两人初次相遇的两年后，阿尔芒又遇到了玛格丽特，这次，他终于受邀去了玛格丽特家中。众人饮酒狂欢的时候，玛格丽特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一个人躲去了梳妆间，只有阿尔芒担心地跟了过去。阿尔芒再次表达爱意，可玛格丽特早已听惯了甜言蜜语。情急之下，阿尔芒说，两年前玛格丽特得病时，他天天到她家门口关心病情。这番话打动了玛格丽特，她明白阿尔芒是真的关心她，怜惜她，而不是一时兴起贪恋她的美色。
阿尔芒终于得到了玛格丽特，兴奋劲儿过了之后，他陷入患得患失中。阿尔芒微薄的年金根本养不起心爱的姑娘，玛格丽特还在接待其他金主。阿尔芒有时妒忌，有时自卑，有时忧心忡忡，有时沾沾自喜。有时他又头脑一热，写信和玛格丽特分手。这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小仲马写给玛丽的分手信。我们来感受下，年轻人在热恋中的精神状态。分手信里说：“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似的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的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跟小仲马现实生活中的结局不同，这封分手信没有终结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关系。玛格丽特主动上门求和，还提出去乡村度假，远离巴黎的纷扰。这是两个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可童话故事终究要让位给柴米油盐。阿尔芒发现，玛格丽特值钱的衣物和首饰越来越少，玛格丽特说她变卖了这些东西维持日常开销，还打算卖掉自己在巴黎的一切，从此和阿尔芒过上普通人的小日子。这一刻，阿尔芒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爱人愿意为了他抛下荣华富贵。
玛格丽特确实做出了极大牺牲，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一下。小说中提到玛格丽特一副钻石耳环价值8000法郎。根据文献资料，1852年，法国五口人的工人家庭靠300法郎就能过一年。也就是说，玛格丽特从云端跌落到中产生活，因为阿尔芒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8000法郎。玛格丽特的举动让阿尔芒很感动，阿尔芒找到公证人，打算把部分财产转到爱人名下。没想到，公证人立马把这件事汇报给了阿尔芒的父亲。老人家即刻赶到巴黎，劝儿子离开交际花。热恋中的阿尔芒根本听不进劝，他打定主意要和玛格丽特长厢厮守，但没想到玛格丽特离开了，还留下一封分手信。
阿尔芒遭遇情变，以为玛格丽特还是贪恋纸醉金迷的生活。回到巴黎以后，他找了一个情妇，还借机在公开场合羞辱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本来就患有肺病，阿尔芒的无情无义加重了病情。其实，阿尔芒也无法从这种幼稚的报复行为中获得快感，他就去外国旅游散心。
玛格丽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又思念远方的爱人，只能在日记里倾诉心事，但求有朝一日阿尔芒能读到这些文字。原来，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重返巴黎社交界，并不是嫌贫爱富，而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阿尔芒，愿意为他默默牺牲。阿尔芒的父亲也找到到玛格丽特，用阿尔芒的前程等理由逼迫玛格丽特离开儿子。玛格丽特重病在床，形容枯槁，逢场作戏的朋友，以及钱色交易的恩客早就把她抛到九宵云外，只有债权人在家里进进出出，等着她断气，拍卖掉值钱的物件来抵充玛格丽特欠下的债务。最后，玛格丽特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
第三部分
了解了《茶花女》的故事脉络，我们再来看看，与《茶花女》有关的文艺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及小仲马如何看待女性。
我们开头说过，《茶花女》为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提供了创作灵感，其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版《茶花女》，这是世界歌剧史上最卖座的经典作品之一。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可能也听过里面那首脍炙人口的《饮酒歌》。威尔第在巴黎看了话剧版的《茶花女》，深受触动，回到意大利之后，迅速把它改编成歌剧。
原著小说中那对痴男怨女的故事，可能也让威尔第想到了自身经历。威尔第的第一任岳父是个成功商人和艺术爱好者，他帮助威尔第在歌剧界出人头地，可惜他的女儿英年早逝，威尔第后来想再婚，遭到了前岳父的阻拦。这段经历不禁让人联想起《茶花女》中阿尔芒的父亲棒打鸳鸯的情节。
从《玛侬·莱斯科》到小仲马的《茶花女》再到威尔第的歌剧版，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但剖开爱情故事的外壳，里面的核心都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比如，《玛侬·莱斯科》的女主角玛侬不愿接受当修女的命运，勇敢选择爱情，然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法国是一个被父权和宗教统治的社会，那时候，女性一生都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要依赖不同的男性：父亲、丈夫、儿子。有些女性想要突破有限的生存空间，想要登上更大的社会舞台，于是，她们不再依附一个男人，而是一群男人，她们通过交易来获得财富、名声，甚至是贵族头衔，而这就是交际花的生存逻辑。交际花一方面受到压迫和欺辱，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部分自我解放。
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小仲马，算得上是女性之友，他懂得欣赏女性的才智，还和一个女作家乔治·桑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称呼她为“亲爱的妈妈”。1880年，小仲马在一篇序言里倡议说，“应该赋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自由和权利”。要知道，还要再过60多年，也就是1945年，法国女性才第一次行使了投票权。
小仲马怜惜女性、同情女性，但他并不会赞扬所有女性，贪图享乐、不劳而获的交际花就是他批评的对象，当然，《茶花女》里堕入风尘但灵魂高洁的玛格丽特是个例外。小仲马大力赞扬的一种女性是母亲，包括未婚先孕的女性，因为她们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家庭和子女。小仲马看待女性的立场有他的历史局限，但他在19世纪就认识到，女性是独立的个体，女性不是“宗教和法律下的次等人群”，她们也没有“虚弱、无能到无法自主行事，需要男性的引导和保护”。
小仲马是法国戏剧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期间的重要作家。他被人称为“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因为他能精准地描摹出人世百态，剖析出社会问题，时隔一个多世纪仍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他看来，用金钱物质来物化女性、用美貌为标准对女性品头论足的风气，应该抨击。但同时，小仲马也是个近乎冷酷的作家，他让玛格丽特从一个乡下姑娘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看似成功地对抗了宿命，但最后她还是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小仲马在小说里指出，再美的皮囊死后也会是恶臭的白骨，他还指出，两情相悦的爱情敌不过世俗的阻挠。小仲马在《茶花女》中写道：“除了理想生活，还有物质生活，最纯洁的决心都会有一些庸俗可笑、但又是铁铸成的链索把它拴在这个地上，这些链索是不容易挣断的。”
总结

第一，《茶花女》的故事来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一段情史，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小仲马的情人玛丽·杜普莱西。小仲马得知玛丽的死讯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茶花女》。
第二，小仲马的父亲是创作了《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的大仲马。大小仲马的父子关系十分和谐，小仲马当选为法兰西院士之后，他在演讲中表示，他之所以能成功当选，完全是仰赖父亲的荣耀。
第三，法国的交际花文化在1848年前后盛行，一战之后式微。交际花的生存逻辑是通过美貌和才智，跟男权进行交易获得财富、名声、贵族头衔。交际花代表了妓女浪漫化、理想化的一面，但本质上，她们只是高级妓女，摆脱不了被主流不齿的命运。
第四，小仲马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是因为他能精准地描摹出人世百态，剖析出社会问题。他的剧本能够紧跟时事热点，非常受欢迎。小仲马推崇母亲这个角色，看不起不劳而获的交际花。早在19世纪，小仲马就已经认识到，女性是独立的个体，倡导“应该赋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