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战俘如何从空中逃出戒备森严的集中营,二战纳粹犹太人集中营

本文作者：李啸天

看过以色列影片《贝伦施泰因》，有些意犹未尽。然后，就看了《德维塔耶夫》。

好玩的是，这两个片的片名都是片中男主角的名字，而且都是真人改编，都史有其人，事有其迹。更重要的是，两部影片的故事线居然还有重合，展现了同一事件的A面与B面。

《贝伦施泰因》中后半部里最重要的情节，是男主列昂尼德·贝伦施泰因身为乌克兰游击队队长，深入德占区担当侦查任务，并将侦查到的重要报告发给苏军，引导苏军轰炸掉了纳粹德国V-2弹道导弹基地。

《德维塔耶夫》里，同样涉及到了苏联红军轰炸掉V-2导弹基地的大事件。只是，在这里，向苏军提供情报的不再是乌克兰游击队，而是从纳粹集中营里逃出的苏联战俘，也即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两部影片各自解释，看来都夸大了自身因素。

《贝伦施泰因》尽管是一部以色列影片，但故事讲述的却是二战时期东线的故事，讲的是苏军与德国纳粹对抗的故事。男主贝伦施泰因本来是一名苏联战士，因为被德军晕倒，醒来后发现已撤退的战友将其遗忘在了阵地上。此时，阵地已失陷，身为犹太人的他，要想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本地游击队，并加入他们。好在，他成功了，并逐渐从游击战士成长为了队长。然后，带领小分队深入敌后，侦查到了V-2导弹的研制基地，引导苏军进行轰炸，将其摧毁。这个过程中，他还率队解放了一座德军控制下的的集中营，搭救了不少被俘战士。

《德维塔耶夫》中的片尾同样是苏军炸毁了德军的V-2导弹基地。不过，给苏军提供情报的，却不再是乌克兰游击队，而是从基地附近的一个战俘营里逃回国的战俘们。

《贝伦施泰因》与《德维塔耶夫》都提到了战俘营，不过，后者里的战俘营明显不是前者解救的那一个。在这里，被关押的都是被俘的苏联红军战士。德维塔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德维塔耶夫》的故事核心，是讲述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如何从纳粹集中营越狱的经历。从敌后戒备森严的集中营中越狱逃走，走陆地的话，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即便逃走了集中营，在野外也会被到处巡逻的德军抓获。唯一的机会就是从空中，偷一架飞机出来，然后飞回苏联。结果，德维塔耶夫做到了，还带回了另外九个人。

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是一名苏联的王牌飞行员，在影片开始的一次空中格斗中，他干掉了两架德军飞机，然后在掩护僚机的过程中，不幸被坠毁中的敌机刮到了油管，飞机被损，不得不跳伞。

在德占区跳伞，落入德占区，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一名战俘。

我们都知道，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成本昂贵，比一战斗机贵多了，因此各国都将本国的飞行员视为宝贝。德军四面开战，对飞行员的需要更大，自然想劝降苏军飞行员。毕竟，按照苏联的尿性，凡是被俘的军官，回国基本上都会受到严格审查，大多会被视为异类，甚至被看作是叛徒，打入另册。德维塔耶夫的战友见好友科里亚就背叛了祖国，做了可耻的叛徒，甚至还出面劝降德维塔耶夫。

大义凛然的德维塔耶夫当然不愿意。那他的结局，就是被投入集中营，去做苦力，面对随时到来的死亡。

在进入集中营之初时，一位战俘理发师帮了他，给了他另外一个身份，让他不再是飞行员，而顶替了另外一名已经死去的战俘的名字。如果是飞行员，不投降的话，将会被直接处死。宝贝不能为我所用，就要毁去。

德维塔耶夫借助他人姓名，在集中营里苟且，日日想着如何越狱，如何回国。恰好，集中营就位于一个飞机场的边上。而且，还靠近V-2导弹的研制基地。

作为飞行员的他，自然要想到利用自己的特长，从德军手中偷出一架飞机来，然后驾机飞回莫斯科。

说干就干，他在战俘营中找到了几位同样打算越狱的苏联人，组成了合作伙伴。毕竟，旁边机场上停靠的飞机个头太大，只靠他一个人肯定搞不定。而且，德维塔耶夫不懂德语，而且德军的那款飞机，也从来没有摸过，要想一下子就飞上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在集中营附近有一架坠毁的同型号飞机。德维塔耶夫找到机会，进入那架残骸中，研究了半天飞机的基本构造，并搜寻回了一些德语标签带回去，让懂德语的狱友帮忙翻译。

万事俱备，就要打算劫机逃走的时候，突然集中营迎来了苏军的轰炸。差一点了不把那架他们打算劫持的飞机给炸毁。

之后，德军终于侦探到集中营中混入了一名苏联飞行员。于是，叛徒科里亚被带了过来，寻找德维塔耶夫的身影。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实施劫机越狱。

有惊无险，德维塔耶夫成功驾驶了飞机。而且，在临走时，还顺便捎带上了另外几名战俘。

一架飞机，一行十人，向着苏联境内飞去。

最后关头，叛徒科里亚驾驶飞机过来进行拦截。结果，在一番空战中，德维塔耶夫最终击落了科里亚的战斗机，成功带队飞回了祖国。

至关重要的事，在这架飞机上，正好放置了德军V-2导弹的文件，尤其是涉及弹头的部分，更是核心机密。

德维塔耶夫，不仅成功越狱，还带回了关键的文件。然后，躺在医院里，他通过地图，为苏军指出了集中营附近的V-2研制基地，引导苏军成功将其炸毁。

影片的整个过程，上述讲的轻描淡写，影片刻画的惊心动魄，挺好看的，值得推荐。

导演由提莫·贝克曼贝托夫与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特罗菲莫夫，算得上强强联合。这俩人可不是泛泛之辈，提莫·贝克曼贝托夫执导过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通缉令》及《守日人》系列，是俄罗斯商业片大导。而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特罗菲莫夫则执导过入围奥斯卡的《蒙古王》，还有《黑色闪电》等作品，也是鼎鼎大名。

我看本片也是冲两位大导的合作，才看过来的，算是没有辜负期望值。论可看性，比《贝伦施泰因》强了太多了。后者的故事明明很好看，却拍得淡淡如水，文艺性也不足，整部影片都过于平淡了。《德维塔耶夫》与之相比，简直是神作。

俄罗斯电影，尤其是战争片，给人的印象类同国产的抗日神剧，总是过度夸饰，信服度不足。不过，《德维塔耶夫》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整个故事很圆润，细节很赞，演员的演技也很形象，极具说服力。算是近两年难得的俄罗斯战争佳作。

不过，俄乌战争还是影响到了现实，在俄乌交战的关头，尤其是俄罗斯在舆论上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没有谁敢轻易来鼓吹一部俄罗斯战争片。这就使得《德维塔耶夫》在口碑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尽管它上映于2021年，是战前的作品，但后继的口碑依旧会为它带来不良的影响。

如果能够抛开现实，单纯论电影的话，我还是蛮推荐这部影片的。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战俘是如何能成功越狱的？

二战期间，约有40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战俘营曾发生过2000多起越狱事件。但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亚利桑那州那一次集体越狱事件相比。因为战俘们太过无聊而萌发出玩越狱游戏的念头，才有了这场计划周密、大胆并富于戏剧性的越狱。

印第安人保留地

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40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美国第84安全部队位于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凤凰城）以东6英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里是设置在美国本土的500多个关押德国俘虏的战俘营之一。

1944年1月，第一批德国人抵达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战俘营中的6个集中营。这里关押着300多名来自德国海军和商船的船长和船员。

据官方记载，二战期间战俘营曾发生过2000多起越狱事件。越狱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通过攀爬围墙跑出去，有的剪断铁丝网或在它下面挖隧道，有的把自己藏在卡车或吉普里面运出去，有的穿着守卫的制服直接走出战俘营大门，还有的利用狱中劳动时间跑路。但是，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1A区集中营的那一次大胆的、充满戏剧性的集体越狱事件相比。它引发了亚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惊动了当地的执法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印第安裔侦察者。

发生在1944年圣诞夜前夕的这次越狱行动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尾，期间没有发生枪击，无人受伤，也没有人受到严厉的惩罚。

根据约翰哈蒙德摩尔对这次逃跑的记录《浮士德球地道》，战俘营当局正是因为将最不合作的战俘集中关押在了第一战俘营而惹下了事端。这都是些喜欢惹麻烦的人、曾经的越狱者以及存在各种问题的囚犯。

只有宪兵司令塞西尔巴歇尔上校发现这个安排中的一个问题。巴歇尔指出，在1A区战俘营存在一个警戒塔无法监视的盲点。“这群德国人是一群高素质的人，非常的聪明。不应该把他们当中最聪明的放到第一集中营。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发现这个盲点。“

百无聊赖挖地道

1A区的战俘们整天无所事事。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员被雇佣做一份每天80美分的工作，比如在狱中小卖部摘棉线团。《日内瓦公约》免除了军官和军士在狱中的劳动，允许他们睡懒觉并让他们有时间思考如何冲出围墙。

在北非海岸指挥炮兵部队时被俘虏的Wolfgang Clarus上尉回忆道：“我们连续几个小时盯着围墙，努力想象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任何事情，并最终意识到只有三种可能性：穿过它，从它上空飞过，或在它下面挖地道。”

表面上，德国人看来终于适应了他们的战俘生活。关押了最棘手的纳粹潜艇船长和船员的1A区集中营尤其如此。战俘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修建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坛。事实上，当1944年末美国人还在为德国人的转变感到高兴时，战俘们已经在谋划通过地道逃亡了。

挖地道行动开始于1944年9月的某一天，由一个包括4名潜艇船长的小组指挥。地道开口正好处在巴歇尔曾警告过的那两个最近的警戒塔之间的盲点处，距离一个澡堂仅3.5英尺（约1米），而这个澡堂是最接近外围围墙的建筑。地道挖掘者们挖出一个入口并放置了一个大煤箱来进行掩护。他们装作去澡堂淋浴或洗衣服，然后从1.8米深的竖直通道下到地道里去。夜间，他们三人一组分三轮下去挖掘，每轮90分钟，一个人用煤铲和鹤嘴锄挖土，第二个把土装进桶里递到上面，第三个人就负责拉土和把风。另有第四组负责第二天把那些挖出来的土撒到各处。他们把土带到盥洗室冲走，或者藏在阁楼上，或者装在身上有洞的口袋里任由它们露到新修的花坛里。

为了处理挖出来的土，Fritz Guggenberger上尉想出一个主意：“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集中营中拥有一个运动场地吗？我认为他们肯定会鼓励我们运动的。”

修建一个排球场，而修建球场的地面正好因为凹凸不平而需要平整。他们从看守那儿获得耙子，每天都要平整几次球场的地面。集中营里变得整洁起来，美国人将这些行为归结为典型的德国式高效率。战俘们把从地道中挖出的土撒到球场上，守卫们认为那是一些陈土，而没想到是来自地下的新土。

地道每天前进大约0.9米。1944年11月末，一个巡视组来此检查，其中的一位上校宣称：这个战俘营根本不用担心囚犯们会掘地而逃。他说，这里的土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当时，他正好站在隐藏的地道入口附近，囚犯们听到他的话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地道挖掘者每晚都坚持苦干，一直到12月初。他们要挖穿两道围墙和一条围绕战俘营的巡逻道，恰好在公路那边的矮树丛里有根路灯杆。通过在纸上的三角计算，他们算出从澡堂到灯杆的地道的长度需要达到54米。最后的15米是最难挖的，因为地道挖到了4.2米深，到了排水沟下面并与路基相邻。挖掘者从澡堂插座上引过来一条电线，接上灯泡。电线有些地方的绝缘层因老化而坏掉，而地道的直径不足1米，他们一旦不小心碰到漏电的地方就会被电得死去活来。

到12月20日，地道正好54米长了。在另一端的竖直出口处，他们将一根末端绑有碎布的木棍穿出地面。这个露出地表的标记正好在路灯杆的附近。战俘们用两个很浅的装有土和草的木箱子隐藏了出口。

其他准备工作

早在2月的时候，Quaet-Faslem上尉就曾藏在一辆装满夹板的卡车里从战俘营里逃了出去。在被抓到之前，他已经穿过边界线并进入墨西哥境内大约50公里。那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储存足够的食物至关重要。

德国战俘们用自己从早餐的包装盒中留下来的蜡纸把面包屑包得紧紧的。把面包屑和牛奶或水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一种乏味的软团，但是它确实也很有营养并且更容易携带”，Kraus上尉说。

逃亡者们也需要一些证件。美国摄影师曾为囚犯们照了快照，以方便他们寄回远在德国的家以证明美国是怎样优待战俘的，而这些照片同样也很适合用来伪造护照和其他证件。这些伪造的证件被印上类似官方机构的印记，从而可以让他们以外国海员的身份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墨西哥湾。

通过仿造纳粹党员的用品卖给看守，囚犯们获得了流通的美国货币。他们制造砂模并融化牙膏管来制造德国的铁十字勋章、鹰章以及其它的徽章。然后他们涂上黑皮鞋的上光剂再将它们人为磨损得像被佩戴过的真品一样。

有三个德国人则筹谋另外一项新奇的计划。Wilhelm Günther上尉、Wolfgang Clarus和Friedrich Utzolino少尉都不打算徒步200多公里走到墨西哥边境去。在看过亚利桑那州的地图后，他们发现只须向西步行大约50公里就能碰到一条河，希拉河，而它正好向西南流入边境附近的科罗拉多河。他们打算沿河而下，而这需要一艘船。

三重唱——他们的战俘伙伴们送给他们“三个疯狂的舵手”的称号——开始建造一只能容下他们三人和设备的足够大的平底船。他们用一堆废弃的木材制造出了一个木制机构的支架。船外壳所需的帆布和柏油则从战俘营获取——他们谎称营房的屋顶需要维修，而囚犯们很乐意做这些工作。三个舵手负责设计施工，这样那些帆布就很容易地被拆分成每一块都不超过50厘米的小块——要从地道顺利通过所能允许的最大宽度。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守卫们认为这只是又一件打发时间的工作而已。

越狱成功

1944年12月23日，星期六，相邻的1B区集中营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聚会。军士们喝了被禁的杜松子酒，竖起一面德国国旗，唱起纳粹的进行曲。他们看起来是在庆祝希特勒在比利时苟延残喘的进攻：阿登战役。

在这些娱乐的背后，逃亡开始通过澡堂进行。逃亡者们分10组进行，每组两三个人，装满备用衣物的袋子、盛有面包碎屑和其他食物的包裹、医药用品、地图、假证件以及香烟也要一起带出去。晚上9点之前不久，第一小组下到了入口的梯子上并开始穿越地道，用肘、胸膛和膝盖把他们的包裹顶在前面前进。

54米长的旅程大约用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Guggenberger爬上出口处的梯子并小心地掀起盖子。外面下着小雨，他和他的伙伴进入到一块矮树丛里面，不幸地跌进一个齐腰深的冰冷的水坑中。到凌晨2：30，所有的25个囚犯——12名军官和13名船员已经爬出地道，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围墙外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后面的伙伴则及时关闭了地道的两端。

他们的大致计划是向南前进并只在黄昏以后行动，避免乘坐火车和汽车。许多人带上了他们在墨西哥的同胞或支持者的名字和住址，他们可能会帮助他们返回德国，尽管所有人都清楚他们真能回到祖国的几率非常小。但至少现在，在圣诞节前夕的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自由了，摆脱了牢狱生活，踏上了冒险之路。那天夜里，其中一组发现一小块干燥的地方，并在一处舒服的干草堆中进行了休息，他们用烤面包屑和灌装牛奶庆祝圣诞夜前夕，并倾听附近的一个家庭唱圣诞颂歌。另一组偶然发现了一间荒废的小屋，便临时住在了里面：他们中的一个带着口琴，静静地吹起了“平安夜”。

追捕和逃亡

2004年11月23日，德意士兵纪念73名葬于美国的二战战俘

美国当局发现出事是在周日4点清点人数的时候。留在1A区的德国军官们要求由一位美国长官而不是军士来进行清点，这就大大拖延了清点人数的时间。

当巴歇尔上校确定有一大群囚犯逃出时已经是早上7点了。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了逃跑者的名字和特征。当他还在打电话的时候，另一个电话响了。原来是凤凰城的治安官报告说他拘留了一名逃跑的战俘。Herbert Fuchs，这个22岁的德国潜艇船员很快就厌烦了多雨、寒冷和饥饿，搭便车到了治安官的办公室。其后不久，滕比的一名妇女打电话过来说两名逃犯敲了她家的门并自首。接着，滕比的一个男人也报告说两个饥寒交迫的战俘自首了。

平安夜前夕，滕比火车站也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另一个逃犯也已经被捕。这个逃犯叫Helmut Gugger，是个被征兵进德国海军的瑞士人。在美国人的武力威逼下，Gugger吐露了地道的存在。

6名逃跑者已经被捕，还有19人在逃。当局发起了被称为“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士兵、FBI探员、治安官、警察、边防巡逻和海关探员都加入到对这19名德国人的搜捕中。农场主和印第安侦察员也被捕获一名逃犯奖励25美元的报酬所吸引，带着登有嫌犯照片的剪报四处搜寻。

尽管 FBI局长埃德加胡佛再三向公众警告这些德国逃犯可能带来危险。而事实上，并没有一起关于逃跑的战俘搞破坏和袭击美国公民的记录。仅有的几起犯罪行为都是偷盗：为了逃跑而偷汽车或衣服。

亚利桑那州的居民们很快就忽略了这次逃狱可能造成的危险，而是更关心被抓逃犯身上发现的供应品，包括实行定量配给或很难得到的物品：比如一盒盒的香烟，一袋袋的巧克力、咖啡、食糖，甚至重达十磅的肥猪肉。菲尼克斯城的居民愤怒地写信给亚利桑那州政府：“我们这些纳税人连续几周都不能吃到咸肉，这无所谓。但当我们为了配合战时物资需要努力工作完回家时，却在报纸上看到战俘们在享受那么奢侈的物品，仿佛他们逃过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圣诞节过后，19名囚犯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夜间徒步向南方前进。

1945年1月1日，两个逃跑的军官认为他们走不了多远了。Kraus船长和他之前的二副Helmut Drescher少尉，已经在一夜之间走了16公里。但是现在Drescher却肿了脚，只能用一根木棍当拐杖蹒跚而行。早晨，他们敲开了一栋孤立的低矮平房的大门。一个12岁的男孩领着两个更小的孩子开了门，Kraus解释了他和Drescher的身份，并说他们想向当地的警察自首。男孩说，他的父母不在家但不久就会回来了。

这两个德国人煮好咖啡，和孩子们分享了他们剩下的巧克力，然后给孩子们讲在他们潜艇上的故事。早晨大约11点，当他们的父母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情景。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登有逃跑者照片的报纸，拿起一支铅笔，看着Kraus 和 Drescher，在他们每个人的照片上面都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就在同一天，一个印第安人在离墨西哥边界不到5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两个正在睡觉的囚犯。

四天后，追逐悬赏的印第安人又在同一区域捉到了另外两个逃犯，而来自佛罗伦萨战俘营的陆军巡逻队也抓到了另外三个。

1月6号最先爬出地道的两名船长——Quaet-Faslem 和 Guggenberger——被一群印第安侦察员叫醒。“Quaet-Faslem船长，”其中的一个问道，“你睡得可好？”Quaet-Faslem惊讶地发现，这正是11个月前在墨西哥抓住他的那个印第安人。加上两天后的1月8日抓获的另两名德国人，现在只剩6个战俘——两个三人小组——仍未被捕获。

其中一组是“三个疯狂的舵手”——Clarus、Günther和 Utzolino。他们在获得自由的第一天就利用船帆布避免了雨淋。但是当他们四天后抵达希拉河边开始组装他们的船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帆布已经在雨中缩水了。当他们缩短了木制撑杆来适应缩水了的帆布后，他们发现，在他们地图上看起来如此宽阔和吸引人的希拉河，其中的泥沙竟多过了水。当他们把传动装置放下水的时候，船马上就沉到了泥水底下。“我们应该知道希拉河在某种意义上算不上一条河，”Clarus后来说，“当然，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人都清楚这点。”

接下来的两天夜间，他们成功地在河里漂浮了很小一段距离。最后，“三重唱”放弃了这个曾让他们充满信心并在战俘营里准备了几周的计划。他们毁掉了支架然后开始步行前进。

大约一周以后，他们中的一个在一条灌溉渠边洗自己的内衣裤时，被牧人发现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最后三个逃犯仍下落不明。这个小组包括Jürgen Wattenberg上尉和他的两名船员，Walter Kozur和Johann Kremer。Wattenberg在战俘营中是一个资格较老的军官，他向当局提交了很多关于对营地食物、娱乐和其他事情的投诉，从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很快成为这群惹麻烦的人里面的首领。印第安保留地的指挥官提到他时称他为“这个营地里面的头号纳粹分子”。

逃出之后，Wattenberg并没有立即向南方进发。他们三个人一直躲在战俘营北面山上的一个斜坡上的浅洞里，而这些山几乎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就能看到。Kozur和Kremer甚至在一天晚上冒险到了菲尼克斯城，玩了一次保龄球并喝了许多啤酒。

Kremer还实施了整个逃跑行动中最怪诞的恶作剧。每隔几天，他就去和来自印第安保留地里面的外派劳动的囚犯汇合。他和一个朋友交换位置，那个朋友在晚上睡在山洞里而他则跟外派囚犯一起返回营地。他在战俘营里收集信息和食物。然后他要么设法跟随外派囚犯离开营地，要么把信息和食物让别人送出去而自己则留在营地。

在1月23日，他们逃跑一个月后，一次突击检查暴露了Kremer在营区的存在。第二天傍晚，不知情的Kozur离开了栖身的山洞，他找到朋友们用来为他们隐藏食物的一辆废弃汽车。那里并没有什么食物，只有三个美国大兵正用来复枪瞄准着他的头。

现在，只有Wattenberg仍在逃。

1月27日，Wattenberg吃完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块食物，刮了脸，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步行来到菲尼克斯城。他用口袋里最后的75美分在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饭店大厅的椅子上睡了一会。他在夜里走到了大街上，向一个街道清洁工问路。那个清洁工觉得这个口音很可疑，于是通知了一个警察。那天早上9点的时候，Wattenberg也被送回了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次重大的逃跑事件没有人受到严重的惩罚。尽管在安全上存在漏洞，但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军官和守卫被起诉到军事法庭。

许多年以后，Clarus谈起那个地道时说：“构思、挖掘、逃出去、回来，诉说我们的冒险活动，得知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历时一年多并且成为我们最大的娱乐和消遣。它让我们在德国惨败和担心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逃出德军集中营

二战中，德国人将位于萨克森州寇地兹的一座城堡，改造成为“被俘军官集中营”，即寇地兹堡集中营。该集中营戒备森严，守卫人员比战俘多，德国人吹嘘其为“逃不出去的集中营”。
　　屡逃屡挫奇招百出
　　为了逃出寇地兹，集中营内的被俘军官们绞尽脑汁，他们偷偷配制集中营大门小门的钥匙，精心描绘逃跑路线图，暗中伪造各种身份证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材料，制造逃跑器材。
　　集中营外的英国军情九处(专门负责营救被俘官兵的特工部门)，想方设法用密码与战俘们取得联系，偷偷将出逃工具夹杂在家人寄给战俘的包裹中，送入集中营。
　　寇地兹堡集中营的守卫确实严密。很少有越狱成功者。据德国人统计，寇地兹堡集中营一共发生130起越狱事件，成功的只有30起，余者全部被抓回。
　　这些盟军军官并不气馁，失败一次就再来一次，一招不行，就再想新招。
　　1940年年底，德国人准备把多余的草垫，运到集中营外。
　　英国军官阿兰灵机一动，告诉搬运草垫的法国军官：“把我夹在两张草垫中间抬出去。”
　　阿兰的计划居然成功了。两个法国军官把夹着阿兰的一摞草垫扔上卡车，卸到集中营外的一间空屋子里。
　　几个小时后，阿兰自由了。问题是，他的身上没钱，又不敢向人求助，更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回盟军地盘。
　　9天后，又累又饿的阿兰实在走不动了，在一座公园里，被德国人重新抓住，送回寇地兹，关了整整三个月禁闭。
　　另一位出奇招的是皇家空军飞行员多米尼克布鲁斯。由于身材矮小，布鲁斯被战友们戏称为“半个人”。
　　1942年9月，德国看守命令战俘们把多余的私人物品装入纸箱，统一存入仓库。
　　布鲁斯的机会来了。战友们把他“打包”进一只三平方英尺的纸箱，抬进仓库。当天晚上，布鲁斯成功越狱，只在纸箱上留下几行字：“寇地兹的空气实在不适合我，再见了。”
　　当然，大多数想逃跑的战俘，并没有阿兰式的天赐良机，也没有布鲁斯的优势条件，只能选用一些老套的招数――乔装。
　　1942年12月28日，法国军官皮热杜，在同伴们的配合下，弄断集中营的保险丝。德国看守立刻派电工进行修理。
　　皮热杜换上跟电工一模一样的衣服，拎着跟电工一模一样的工具箱，大摇大摆地走向集中营大门。过第一道岗时，平安无事；第二道岗的哨兵喝问口令。皮热杜自知难以蒙混过关，只得举手投降。
　　不久，军情九处悄悄送进来两只头部的陶土雕像，指示战俘们：德国人夜间点名时，可以用这两个东西冒充两个人。真人躲藏在集中营的某个地方，伺机逃跑。
　　两个以假乱真的头像，真的起了作用，被“冒名顶替”的英国飞行员杰克贝斯特，从1943年5月一直躲到1944年4月，只可惜在一年的时间里，也没找到逃出集中营的机会。
　　德国人表演“仁慈秀”
　　时间长了，德国看守对战俘们常用的越狱招数已经烂熟于心，可以轻而易举地截获夹在包裹中的“违禁品”，也可以从战俘们的一举一动中察觉出他们的越狱企图，当然，还可以接受好处后，对战俘们的越狱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41年年初，一群英国战俘想利用食堂下面的下水道，逃出寇地兹。不过，下水道的出口，开在院墙外的草地上，人一钻出来，容易被哨兵发现。大家决定，贿赂执勤哨兵。
　　经过三个月准备，七位英国军官和四位波兰军官凑了500马克“贿赂金”，交给当晚执勤的哨兵。随后，11个人趁天黑，钻进下水道，逃出集中营。
　　没等他们跑远，德国兵追了上来。
　　原来，那个被贿赂的哨兵，看到战俘们真的从下水道跑了，害怕受到连累，立刻打电话，报告有人越狱。
　　被抓回来的军官们当然很气愤，但为了不堵死这条“贿赂路线”。他们并没有举报受贿哨兵。
　　战俘们虽然屡屡逃跑，但是，看守们不会大开杀戒，寇地兹堡集中营是德国人向国际社会作秀的舞台，以此证明，德国人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
　　为了展示“追捕成就”，集中营的看守甚至将没收的越狱器材归拢起来，开了一间“越狱博物馆”。为了丰富展品，那些跑了又被抓回来的战俘，甚至被要求重演，以供德国摄影师拍照留念。
　　集中营的安全官，甚至专门在战俘营杂志上定期开辟专栏，用没收的物品和拍摄的照片，宣扬德国人对战俘是多么仁慈。
　　再仁慈的狼也会吃人，再会作秀的纳粹，也有露出凶相的一天。
　　1944年9月，英国军官辛克莱尔试图翻越集中营围墙逃跑时，被看守发现。呼喝声引来其他战俘围观，辛克莱尔拒绝从墙上下来。气急败坏的看守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威严在众战俘面前被挑战，便向辛克莱尔开枪，辛克莱尔当场死亡。
　　辛克莱尔之死，引起舆论轰动，连一些德国媒体也在议论，说集中营的看守对那些放下武器的军官“不够绅士”。为了堵住舆论之口，德国看守以全套军礼将辛克莱尔下葬，棺木上覆盖英国国旗，葬礼上鸣枪七响。
　　战后，辛克莱尔被盟军授予“优异服役勋章”，成为唯一一位因越狱而受表彰的军人。
　　终极越狱工具
　　跑出去不是不认识路，就是被抓回来，成少败多的越狱行动，让战俘们很伤脑筋，两位英国飞行员为了避免再次失败，决定制造一件“终极越狱工具”。
　　杰克拜斯特和比尔古德芬奇计划，就地取材，自制一架滑翔机，从寇地兹堡内的小教堂屋顶起飞，逃出集中营。起飞用的“跑道”，可以用桌子拼成，动力使用“牵引系统”，将装满水泥的金属浴缸扔下教堂，巨大的下坠力量，可牵引滑翔机加速至每小时50公里，完全可以升空滑翔。
　　二人开始动手。他们悄悄把教堂屋顶的小阁楼改造成秘密工作间，床板、木箱甚至硬纸壳，成了制造材料。为了防止德国人发现。战友们轮流给两位飞行员放哨，一位机械师甚至给他俩制作了一套“电子报警系统”。
　　最终制造完成的滑翔机长6米、翼展9，75米、重109公斤。可乘坐两人。机翼是用地板条做的，机身蒙布用的是集中营发的蓝白色睡袋。战俘们还将小米粥煮得黏黏的，用来堵住蒙布上大大小小的裂缝和漏洞。
　　可惜的是，杰克和比尔还没来得及使用“终极越狱工具”。战争就结束了。据专家测算，这架“寇地兹堡滑翔机”，确实具备飞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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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