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体的代表人物「宋初文坛上三体的三个阶层的代表包括皇帝馆阁文人隐士」

在宋初诗坛上，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正是宋代诗歌承袭晚唐五代余风的表现。而在传播层面，这三种诗学取向的实践者正是宋初文坛上三个阶层的代表：皇帝、馆阁文人、隐士。这三个群体的身份、地位、思想态度、行为策略截然不同，造成了其诗歌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指向，最后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借助政治上的影响而获得文坛话语权，是此时诗坛风尚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诸国之间相互攻伐，以武功为立国之本，文事则无人关注。当是时也，典籍散落、条疏未叙，文学缺乏代际传承的基础；兵火绵延、道路不靖，文人不具备异地交流的条件。乱世中信息传播缓慢，异地之人不相与闻，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时人往往因为见闻不广，行事多有谬误。

赵宋君臣身居高位，理应消息灵通，但其对异地重大文化事件如此后知后觉，可知当时的信息传播是何等困难。当权者尚且如此，一般文人在乱世中得以苟全性命己是不易，既无密切关注文坛动向的心情，也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西蜀、南唐及吴越皆为当时文人汇聚之所，但由于兵连祸结，道路断绝，其影响多局限于一国一地。文学传播活动走向低潮，既是文坛沉寂的具体表现，也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随着宋代大一统局面逐渐形成，原属诸国的文人汇集于汴梁。这些文人往往以博览群书、富于文藻的形象为人所知，入宋后以文学见重于当朝，立刻成为文坛瞩目的焦点人物。诸国文人归于宋朝，反映了文学流播跨越区域限制。京都汴梁英才荟萃、文气斐然，是宋初文坛走向繁荣的标志。

对于归宋文人，宋朝有意嘉奖忠贞不屈之士，批评逢迎攀附之人，以达到笼络人心，振作士风的目的。但宋主对忠于前朝者又不可能全无提防之心，宋初部分降臣受命编修书籍，虽为新朝文治之需，亦可见宋主之用心：虽然这些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宋主心存猜忌，归宋文人战战兢兢、进退维谷的情形确是真实存在的。宋初文坛成就最高者当推李昉、徐铉，二人并为文章魁首，“以同道相知论”。

但李昉身为后周旧臣，实际上经历了宋朝建立的全过程，故能典天下诰命三十余年，与当时著名文人多有唱和，被时人视为文坛盟主。但徐铉身仕新朝，颇多顾忌，从他为故主李煜作神道碑一事中便可见出。大部分归宋文人考虑到自身的尴尬地位，虽然聚首于京城，却不能广泛交游，时时唱酬，结成关系密切的文人群体。当时的诗坛风尚乃是出于君主的亲自倡导，由朝廷文臣相互唱和而形成，进而在下层文人中传播。

宋太祖首倡崇文之风，但其出身军旅，与诗文一道终究有所隔膜。而宋太宗雅好文事，博览群书，尤喜与臣僚唱酬应和。太宗一朝，笔墨酬答略无虚日，使许多文臣都感到苦恼，毕竟诗歌灵感并非随时可得，而君主一旦兴之所至，就会要求臣僚应和。

公家燕集为兼具官员身份的文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空间，君主首唱，群臣相和是主要的活动方式。唱和活动可以理解成一种传播行为，唱者的传播与和者的反馈，形成了文学信息的双向流动。原唱者不仅是在发表文学作品，还借此传达了某种文学观念，为合作预设了某种规范，参与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规范的效果依靠应和者的自觉，这是唱和活动的通例。

但君臣之间进行唱和，却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文臣参加君主发起的唱和活动，当然不能率性而为，要学会看脸色、合身份，主动服从君主倡导的写作风格和审美理念。也就是说，君主的政治权力保证了他在文化圈中的权威，掌握着唱和活动的主导权，使君主的文学观念获得最大限度的传播效果。

虽然唱和中的传播局限在一时一地，但由于参与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极易引起下层文人的追捧和模仿，确保君主的文学观念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机会。宋太宗尚文好诗，尤好白体，尝为《逍遥咏》二百首，即为效仿白居易诗歌而作。臣子易为君主喜好所左右，白体凭借君王的影响力而风行乃势所必然。

文学风气的转移，除了皇帝的大力倡导与率先示范外，必须在传播过程中取得文坛行为主体的认同。白居易在唐末五代名动一时，几乎达到古今文人第一的高度。便是道出了宋初文臣热衷诗歌唱和的原因。白居易亦曾担任朝廷重臣，常与诗友唱和，表现其自适自得的心绪。宋初文臣自觉地将自己与白居易联系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身份、心态上的契合。

仁宗时名相张士逊自告老请辞后，多与故旧唱和，时人将其与白居易相提并论。宋初文臣对白居易的仰慕与效法，以及唱和诗歌的广为流传，使“宗白”风尚获得了进一步传播的力量。宗白风气的进一步传播，主要表现在唱和诗集的出现。唱和诗集的相继编订行世，反映出上层文人的基本取向，使下层文人知所取舍。其作者与编者皆为政坛重臣与文坛主将，以其政治、文化权力造成埴赫声势，吸引诗坛后进学习，使得“宗白”风尚得以迅速扩大影响。

白体诗风得到宋初君臣的青睐后，在当时广为流行。随着影响范围的扩大，诗歌通俗化的倾向也逐渐增强。宗白风尚的流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中下层文人在白体诗人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对于白体诗风的理解也开始出现变化。身居馆阁翰苑的文臣强调白体风格在于浅切有余味，而中下层文人少尝学问，多不读书，因而偏好浅近俚俗、通俗易晓的诗风。

晚唐诗人郑谷诗歌浅切易晓，名闻于时。可见着眼于其风格的共同点是浅切易晓，不俚不野。但在“宗白”风尚的传播过程中，中下层文人对白体风格的理解演变为对俚俗鄙陋之语的欣赏，偏离了白体的基本特征。

宋初中下层文人审美趣味与白体诗风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既使白体诗风得以大行其道，又缩减了白体的基本内涵，导致习白体者容易出现俚鄙滑易之弊。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白体观念内涵的偏离与异化，正是“宗白”风尚最终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二、馆阁文人的号召力

文人的社会地位对其文学的传播具有巨大的影响，甚至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宋初文臣身居高位，一言一行皆为世人瞩目。如开国名臣赵普，作为“创业佐命”之才，不以文辞学问著称，但其章表奏议仍然多有流传。宋真宗时期，以杨亿为首的西昆诗人成为文坛主导力量，形成一个成熟的文学群体。

从传播的角度而论，文学群体的出现意味着个人的文学选择转化为一种集体声音，进而在大众中传播，形成一种社会共同价值观。文臣的文化号召力是与政治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当事人对此往往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能适应政治权力的文化诉求，自觉地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

在白体诗歌盛行的背景下，文人习诗多从白体入手。杨亿早年即浸淫白体，与王禹個素有交谊，张咏、晁迥、李宗愕、丁谓等人学诗也多由白体入门。咸平年间，杨亿初知制诰，景德年间，杨亿受命修撰《历代君臣事迹》。文坛上出现了以杨亿为中心，以李商隐为师法对象，以参与修书的同僚和与其唱酬往来的朋友为主体，以馆阁翰苑为活动空间的文人群体。

这一文人群体的产生并非偶然，参与者大多具有相似的出身背景与文化知识结构，才能聚合在一起。杨亿是文坛宿老杨徽之的从孙，杨徽之见闻广博，学问深厚，颇负盛名。家学渊源，克绍其裘，才华出众成为当时馆阁文人的共同身份特征，而担任词臣、编修类书的仕宦生活，容易产生与其身份匹配的审美趣味。浅近鄙俗的白体诗风已不能承担弘扬文治、歌颂新朝。象的责任，当时的文学精英正是有感于此，因而力求变革。

杨亿结交朋友，往往与之讨论李商隐诗歌的妙处，交流心得体会。其后杨亿、刈筠、钱惟演为首的诗人群体所表现的诗歌创作倾向，即是以李商隐为师法，借丰富的事典、华丽的词藻、细密的描写来展现深沉内敛的思想世界，时号“西昆体”。当时杨亿等人的诗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变革一时风。

这些评论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表明文人的个人审美趣味逐步转变为时代风尚。当时虽有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之说，但杨亿的领袖地位无可动摇。杨亿在群体中的地位，类似于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

一般说来，人际关系是意见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传播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背景其实与其追随者非常类似，唯一的差异可能是意见领袖对某一主题的兴趣较其他人要浓厚，其个人观念为群体设置了议题。意见领袖也是群体的代言人，往往成为外界对群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文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杨亿发挥了聚合、引导、控制、代表的作用。

人际交往圈是领袖影响力得到扩大的最基本渠道，亲戚、朋友、同僚、门人是首批接受者。如石中立早年与杨亿有交谊，便大力推动其影响。所谓的“贞元、元和”之语，是借中唐之事，概括与当时政坛治世。象相应的文坛革新盛况，也可见出后起的馆阁词臣、朝廷官员确地承袭了杨亿的流风余韵。

领袖的声誉又与其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杨亿及其后学多为馆阁词臣，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影响力。身为馆阁翰苑之臣，制诏书、掌诰命是其必须承担的职责。当时流传的皇帝诏书诰命，在传示天下时难以辨别由何人起草。所谓岀于其门的“台阁英游”，也是代君王书写诰命诏书而得名。意见领袖还承担着扩大群体影响的责任。

文人群体的交游唱和始终只是人际传播的一种形式，影响范围难免狭窄。利用大众传播的工具塑造群体形象，壮大群体声势，宣扬群体理念，则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众的认同感，增强群体的力量。

“西昆派”诗人不限于是否参加过西昆酬唱，“西昆体”也不限于《西昆酬唱集》收录的诗作，此为学界共识。但在当时，大众读者对于“西昆体”和杨亿诗学成就的一切认识，皆以《西昆酬唱集》为标准，缺乏与作者的沟通与交流，不能从创作实际出发，可谓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三、隐士得大名

除去身处上位的馆阁文臣外，宋初文坛的行为主体还包括位居下层，僻居一地的隐士群体。赵宋立国之初，隐风犹行，时人多寄意山野林泉以终身，不愿轻易进入仕途。这些隐士无功名利禄之思，得以专力于学术诗文，其文化传承的功能更为突出。按常理来说，隐士的形象乃是遁迹世外，绝意俗事的世外高人。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隐士也不可能真正隔绝外物，不问世事，反而多得时名，广为人知。

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隐士一般不适宜成为传播主体，盖因其活动空间与交往范围极其有限，往往影响其作品的流传与声望的提高。而这一类诗人在宋初文坛上享有盛誉，广为人知，则是因为受到当时政治人物的密切关注，并与之保持密切交往，才获得了文坛上的“时名”。

宋初君主常常征召隐士赴京任职，这既能破格拔擢散落民间的才能之士，足以展示统治者折节下士、礼敬人才的求治之心；又可以提倡敦厚风俗，塑造士人品格。宋初隐士陈挎、种放、田诰、杨朴等人先后受到征召，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直接联系。放赴真宗之召，为天子建言献策，上《时议》十三篇。

皇帝的好尚自然引起时人对隐士阶层的关注，不仅重视其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还关注其诗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归隐山林而修德行、通经术、能诗文，是隐士受到统治者关注的原因。虽然统治者怀有“赏一人可劝天下”的功利目的，但征召这一行为本身就证明隐士的声名已然通过某种传播渠道直达君主驾前，无论选择赴召还是辞封，都会进一步提高隐士的社会声望。

在现实生活中，隐士纵然无意仕途，也不可能彻底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隐士因归隐行为而得享大名，真正高蹈远引的隐士却又不为人所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隐士作为士人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可以笑傲王侯、怠慢公卿，却不能拒绝与普通文人士大夫的交往。

宋初隐士的交游并不是局限在本阶层之内，而是与当时的朝堂重臣、州郡官员、乡野名士多有来往，将这种交游关系作为主要的人际传播渠道，因而其名声得以广为流传。在林逋隐居期间，如薛映、李及等名公显宦、地方长吏时相过访，不时有诗酬唱。如果不是当时的名公显宦为其扬名延誉，隐士大多只是地方名士，影响力终究有限，而不可能名动天下，为世人所知。

隐士的时名高下，往往取决于与朝臣名士交往的密切程度。这种声势上的区别，正是二人的传播观念与传播行为有所不同。林逋既然无意扬名于世，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不用心保存，时人虽然称道他的诗名，但更多地关注其淡泊无欲，清静自守的高洁志向。魏野有诗名传世，甚至远播异国。后人比较林、魏二人的诗歌艺术，多以为林逋诗风清丽隽峭，自有高格，而魏野之诗则不脱朴拙粗俗之。若其诗成就仅止于此，其人又何以暴得大名？

魏野成名之始，即得力于有识者的推介。魏野虽然隐居不仕，不赴天子之召，却热衷与朝廷权要往来。魏野曾赠诗与宰相王旦，在寇准就职陕西时，又与之多有唱酬。冯亚蛰居乡里曲巷，未得有力者称引推介之故。魏野诗名虽大，但较之其交往对象仍远远不如，世人不免以青白眼视之。若纯以诗人的政治地位决定诗歌的传播价值，则忽略了文学传播的内在意义，不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