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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没有后代。周恩来总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周恩寿有6个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后牺牲了。大弟媳王兰芳和小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担了起来。
“十条家规”下的普通生活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有意宣扬什么，也不是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当然，周家的同事、邻居晓得这种关系，但大家都不去渲染，连周家人都那样低调，外人去渲染有什么意义！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隐居”的周总理后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1909年，在奉天谋差的周贻赓收到江苏淮安老家的来信。信是侄儿周恩来写的，除了一贯有礼貌的问候，信中还有一句这样的内容：
周恩来之所以叫他四家伯，是因为周贻赓在周家这个大家族里按大门族排行是老四，其实他是周恩来这一族的大伯父。
侄子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周贻赓的心。周恩来是他们这一族的长孙，是他胞弟周贻能的长子，还记得他刚出生时，周家人是何等欢喜。虽然周贻赓自己一直没孩子，但看着这个眉清目秀的孩子，他打心眼里喜欢。
然而，这孩子从生下来起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出生没几个月，他就被父母过继给病重的叔叔周贻淦，目的是消灾冲喜，结果小叔叔还是病逝了。
此后，小周恩来跟着养母陈氏过，直到母亲万氏来接他，才把她和弟弟一起带回了外祖父家。没过几年，万氏也病逝了。而这时，父亲周贻能在外谋生也越来越不如意，甚至连好好安葬妻子的钱也拿不出来。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基本上失去了生活来源，失学在家。
如今，11岁的恩来侄儿写信说想念书，这对周贻赓来说，是件很伤感的事。
想他周家，祖籍本在浙江绍兴，那是一个师爷之乡，后来虽迁到江苏淮安，但也一直是书香传家，写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是他们的先祖。他的父亲周攀龙，也曾是个知县。他们周家可以不大富大贵，但怎么能让长孙读不上书？
退一步来说，如果这孩子是个庸才也就罢了，从他寄来的信来看，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好字，用词用句都很精确。这样的孩子都不能上学，这对周贻赓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他当即跟周恩来的父亲、自己的弟弟周贻能商量，让他把小恩来接到奉天来上学。周贻能自己也在东北谋生，他不是不想接儿子过来，只是无能为力罢了。他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一个幕僚，平时也没什么正事干，就是教人家孩子学学国文。他的收入别说接孩子们上奉天来，就连供他们在老家生活，都有困难。
对弟弟的这个说辞，周贻赓无法反驳。这个弟弟生性刚直，本来在铁岭衙门里干得好好的，却因为看不惯那些人的腐朽污浊，辞去了差事，对此他这个当大哥的能说什么呢？他当即就对弟弟说：大鸾的学费，我来出吧！
“大鸾”是周恩来的乳名，他出生前母亲曾梦到过一只鸾鸟，所以周家人给这个长孙取了这个名字，寓意：鸾凤之鸟，将来必成大器。只是那时候的周家人，还不知道将来这个娃娃的命运会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听说大伯同意让自己去东北，小恩来开心极了，他知道自己写的信最终还是打动了对方。后来很多人分析说，周恩来的父亲也在东北，但他却不去求他，而是给大伯写信，这个孩子确实太聪明了！
大伯膝下无儿无女，和他最亲的晚辈就是几个侄子。而且自从祖父过世后，大伯一直都承担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在东北赚了钱他总是不忘寄一些回来照顾在老家的这些晚辈。因此，周恩来这一招确实是很聪明的。
但这种机智却着实让人心疼。自从母亲和养母相继过世后，他一直带着弟弟恩溥、恩寿寄居在八婶母杨氏家。他经常跟着杨氏出入各典当铺，过着半饱半饥的生活。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何况是他这样母亲早逝，父亲顾不了家的孩子，他所有的机智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是的。如果不是这次大伯让他出去，或许就没有后来的周总理。
刚到东北时，周恩来和父亲周贻能住在铁岭。后来因为父亲要跟着供职的彭家出差，所以他便直接住进了大伯父周贻赓在奉天的家。在这里，他开始接受伯父的教养，并入读东关模范学校，这一年周恩来12岁。
与父亲相比，伯父是严厉的，所以周恩来对他也自然多了几分敬畏。为了能有自己的孩子，周贻赓先后娶了王氏、赵氏、杨氏，但最后都没能如愿。不过他治家很厉害，在周恩来的印象里，他家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在周贻赓家的堂屋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这话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对年轻的周恩来是影响很深的。后来我们经常能在在周总理身上，看到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式的洒脱。
这副对联周贻赓不只是随便挂在墙上的，他还时不时以此来要求侄辈。周恩来的一位同学回忆称“我们到他家都得站着，不许坐着”，可见当时周贻赓对周恩来管得有多严。工作稍闲的时候，他就会搬出他的治家格言来教育周恩来：
“周家儿孙不知求”中的“求”，是指求名和求利，这就是要求周家子孙立于世间，但求做事磊落、问心无愧，不求名不求利。
哪怕周家已经没落至此，但周贻赓还是会搬出“孙子”、“曾子”这样的春秋名士来教育侄子。这在当时很多现实的人看来，多少是有点儿迂腐可笑的。但周家的家风，就在这样一遍遍地念叨中被传承着。
在周贻赓这样的家教之下，周恩来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老家的时候，他想的或许只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照顾好两个弟弟，但现在他对人生和未来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对周贻赓来说，这个大侄子确实让他很有面子。在东关模范学校里，周恩来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回周贻赓去学校，都能看到侄儿的作文被贴在墙上展览。当学校国文老师赵纯感叹：“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时，周贻赓真的觉得周家会迎来又一次兴旺。
但让周贻赓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想的远不止一个周家而已，他想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星期天，周恩来趁周贻赓不在家，偷偷地和一个同学跑到租界去玩。虽然早前，大伯就警告过他，不要到租界去。但在周恩来的印象里，整个奉天都是中国人的地盘，他偏要进去看一看。
一进租界，周恩来就发现这里太不一样了。这里比外面实在是繁华太多了，就像是两个世界.这里的马路更宽、人更多、车也更多，热闹得很。两个调皮小子正玩得开心时，看到巡警局前一群人在吵闹，便钻进人群看。
原来一辆洋人的 汽车 轧死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亲人，但巡警却不但不惩罚洋人，还把这名中国妇女给骂了一通。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明明四周围了那么多中国人，却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这位妇女说句公道话，哪怕他们也很生气。这件事让周恩来气不打一处来，他深深地理解了伯父早前对他说的4个字：
从小周恩来就知道，因为周家不振，所以他才会经常跟着亲人出入典当行，才会差点儿永远上不了学。此时他更明白，因为中华不振，所有所有国人才需要如此忍气吞声。他理解了伯父说这话时为何总是皱着眉头、叹着气。
“周家儿孙不知求”，不求名、不求利，那求什么？小小年纪的周恩来，此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几天后，在一次修身课上，校长向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的回答是：
12岁的周恩来，终于说出了平生之志！往后的人生，他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
如果说最开始给伯父写信说想读书，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个人命运；那么到现在，周恩来已经完全想明白了，他是为什么要读书。这个转变，对周恩来说是重要的，对他眼前风雨飘摇的国家来说，也至关重要。周恩来这个志向的确立，是受到了伯父很深的影响的。
伯父对周恩来的教育，除了立身之外，还有为人。 他自己在财政厅工作时，但每一笔钱的进出都不敢马虎，为此他还拿过奖，他也告诉周恩来钱要怎么花：自己不乱花一分钱，但要懂得助人 。
这个话，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上学时，他每天中午就在校门口买上两块烧饼，然后再去接上一大碗白开水，天天如此。伯父不是没给他钱，他只是不舍得花而已，他把这些钱都存了下来，然后给了一个生病的老校工。这位老校工后来一直都记得，有一个很清苦的孩子，给过自己八个铜钱。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学习了两年，这是对他很重要的两年。而后，周贻赓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被调往天津，周恩来也就这样来到了天津。
刚到天津，侄子的上学问题又一次难住了周贻赓。此时的他已经隐隐预感到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所以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教育： 让他进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由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任校长，它的校董是名士严修，这座学校在天津地界上太有名了，全国各地多少名流都想把孩子往里面送。周贻赓虽在政府当差，但毕竟只是个没什么背景的外乡人，要门路没门路，要人脉没人脉。好在南开是一个凭本事才能进的学校，周贻赓相信大侄子能行。
入学考试要考国文、数学和英语，其它两门周恩来都没有问题，唯有这英语让他头疼。周贻赓自己也是私塾出身，别的他都能教，但对英语他也完全不懂。没办法，他只能把周恩来送到补习学校恶补，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提到这儿，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周贻赓家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才对侄子这么舍得？其实不然。周恩来后来留学时曾写过一封家书回周家，信中在一段这样的内容：
周家人，不管是周恩来的父亲还是几个伯伯，其实都没有真正地富裕过。 就连周恩来那当过知县的祖父，也是两袖清风，留给几个儿子的也只有一个老宅，连田产都没有。他们之所以这么重视孩子的教育，是一个书香世家的执着。正是有这样一份执着，俸禄不高的周贻赓能忍受侄子在吃穿上受罪，却看不得他接受不了最好的教育。
周恩来不负众望，果然考中了，这可把周贻赓乐坏了。这一年是1913年，周恩来15岁。
进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周恩来这只“大鸾”终于开始腾飞。在这里，才华横溢的他受到了师生们的关注。 校长张伯苓不止一次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校董严修说他有“宰相之才”。 在同学们眼里，周恩来也是一个长得很俊、衣服虽然旧但却永远干净整洁的师兄。
他和同学一起办“敬业乐群会”，主编《敬业》杂志，组织剧团。学生该做的事，他做到最好；别的学生做不了的事，他也一样能干好。那时候，天津教育界的老师很多都知道，南开学校出了一个叫周恩来的学生。
这些事周贻赓自然很清楚，但他在开心之余却觉得落寞起来：大鸾这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孩子大了难免叛逆，周贻赓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也很清楚这一点。 难道这孩子见的世面多了，就叛逆起来，和自己疏远了吗？
事实并非这样。在南开的4年里，周恩来真的懂事了。他知道伯父收入微薄，真的不敢再去麻烦他了。几年前，他给伯父写信说“我多么想念书啊”时，没有考虑到伯父的条件。而如今，他知道他该承担起自己的未来。
所以在学校，除了组织活动，他就做各种兼职。学校的老师照顾他，让他抄讲义来补贴伙食费。从第二年起，因为成绩太好，学校还全免了他的学费。在这几年里，周恩来很少再花伯父的钱。
4年后，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而伯父也被调回了奉天。接下来要去哪里？周恩来想了很多，他还想继续读书，但去哪里才能上免费的学呢？最后，他决定去日本官费留学。
临行前，他专门回了一次奉天，拜别伯父。许久之后再相见，看着眼前这个目光坚毅的孩子，周贻赓感慨万千。当初把他从老家接上来时，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男子汉了。
对于这次见面，我们不清楚伯侄俩说了什么。但周恩来从来都不是一个很会表露自己感情的人，想来太多感谢的话他也是说不出口的。又或许对于周贻赓来说，他也真的不需要这些，教他、养他这么多年，他就没有图过回报。
接下来的很多年，周恩来都没有找到机会再和周贻赓见面，这个周家的年轻人一直忙于为苍生立命，为中华之崛起拼命。
周恩来再次出现在周贻赓面前时，是一次偶然。那时周恩来已经和邓颖超在一起了，他们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的一个重要会议，途径奉天时，受到了日本特务的盘查。在这关键的时候，周贻赓的及时出现，掩护了夫妇二人。他把周邓夫妇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们先躲一躲再出去。
多年不见，大侄子已经找了媳妇，还成了一个大人物，周贻赓感慨万千。他一直在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不知道把他们藏在家里有多危险。他这么做不只是因为那份血浓于水的伯侄亲情，更是因为他一直视周恩来如己出。
对于这一点，一向聪明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知道？所以躲在他家的这一天多里，他和邓颖超完全是以儿子和儿媳的态度对待伯父。周恩来的弟媳王士琴女士后来回忆说：“那天邓颖超在周贻赓家里几乎未曾坐下，一直都是忙前忙后，把各种家务活儿都干了”。
对于这一天的事，建国后邓颖超曾这样说：
邓颖超是周家的媳妇，那一天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儿媳之心对待周贻赓。她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她了解周恩来，也深知这位严厉的伯父对丈夫有多重要、付出了多少。因为伯父的掩护，夫妻二人顺利脱险。
在往后的岁月里，周恩来时常挂念着伯父，在家书里也时常提到他。这种伯侄之间的互相关怀，一直持续到直到1933年，61岁的周贻赓因病去世。
那段时间的周恩来，正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家人想把消息告诉他，却又联系不上。这可急坏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兄长无儿无女，无人给他披麻戴孝，一生最疼爱的就是周恩来，可关键时候他却不在。
最后周家人决定，让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替哥哥戴孝，毕竟周恩寿也曾受过伯父的教诲。周恩寿是个有心人，他怕将来哥哥知道后会自责，所以想在讣告上加上他的名字。但周恩来此时是被悬赏通缉的人物，直接加上他的名字，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他思来想去，在讣告的最后一行他这样写道：
“同宇”是周恩寿的字，他以孝子的身份给伯父送终；而“周大鸾”指的就是周恩来，用的是乳名，敌人发现不了。
没能见上伯父最后一面，未能以儿子的身份送他走，是周恩来一生的遗憾。虽然周恩来一辈子都没对伯父说过什么感激的话，但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多年后，他在重庆还曾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张颖说了这样一句话：
哪怕是对自己的父亲，周恩来其实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总理的这“恩重如山”4个字，周贻赓担得起。
从12岁时把周恩来接到东北，对他言传身教，并把他送进南开学校，周贻赓对周恩来的一生起到了举重轻重的作用。他做这些事时，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伟大，或许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便把侄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但他做的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传承了周家的家风。于周恩来，他有恩情在；于中华民族，他也是有功的。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周恩来当上总理的这一天。
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了解这段 历史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家风该如何传承。有人喜欢用“苦难”二字来形容周恩来的童年，9岁丧母，小小年纪就要学会如何生存下去，周恩来的童年确实很苦。
但换一个角度想，周恩来能生在周家又何尝不是幸事？周家是书香世家，他们以最高的道德品行要求自己，祖父为官清廉、几个伯伯也都行事光明磊落，他们以“周家儿孙不知求”教育后代。正是在这种教育下，周恩来才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完人。
周贻赓对晚辈是如此，周恩来自己又何尝不是？和伯父一样，周恩来也无儿无女，但他任总理之后，也一样关怀着他的亲属。听说弟弟、弟媳过得不好，他也会拿出自己的工资，分给他们。 但同时，他也会告诉他们：周家人不搞特殊，不要向国家开口。这句“周家儿孙不知求”，他一直跟晚辈们说。
牢记了这句话，建国后，周家无一人前来求国家特殊照顾。生活中有任何困难，他们互相扶持着、关照着就度过了，至今周家后人仍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甚至连他们的同事、邻居都不知道，他们是周总理的亲属。如何传承家风？周家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及其伯父周贻赓先生。
周恩寿
周恩寿（1904年4月8日—1985年5月13日） ，周恩来的弟弟，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 字同宇，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本名恩寿。
关于周总理的故事：
一、一条枕巾
1961年4、5月间，周恩来在河北磁县农村召开座谈会。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
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二、三付饭费
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地付点钱，是按照标准交。1973年9月，他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蓬皮杜走后，周恩来特地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饭。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他坚决不同意，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又增加了两次，共收了20元钱。到机场后，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又留下10元钱请机场转交饭店。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精神使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们核算这顿饭菜钱，共计19元多，并把饭菜清单、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三、不能把钱花在我这里
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出入院子有十几个台阶，每次上下车都需要走很远的一段路。1952年4月底，秘书何谦想要把这十几个台阶拆除修平，方便周总理直接在院子里上下车。
正当在研究工人出入规定、路线、制度时，遇到周恩来从外面回来。问清楚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制止了：不准修。有这台阶，我上上也是一个锻炼嘛。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能把钱花在我这里。
四、我们都是普通党员
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有一次周恩来问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
魏国禄回答，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五、26年，只穿两双皮鞋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她12岁走进中南海，来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身边，在这里与他们相伴了整整15年。提到周恩来总理生活的俭朴，周秉德讲道：“他非常俭朴，当了26年的总理就只穿过两双皮鞋，这双鞋打掌儿穿那双鞋，那双鞋打掌儿穿这双鞋，就这样一直节省得不得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科-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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