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助(北伐军又叫国民革命军，张学良并没有参加北伐，怎么会是国民革命军的副总司令？？)

【历史】 张学良东北易帜是不是标志着军阀不复存在了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因为他是实际上最后一个名副其实的北洋军阀。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

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但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15日，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自6月4日张作霖死后，微服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旋即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6月25日至7月19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三次训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他带来田中义一的信，信中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9日，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当即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顶住了日本的压力。

国民政府在占领京、津后，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抵北平，接见奉方代表王树翰、邢士廉，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同时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7月25日，中美签订了关税条约。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声明，美国是以订立关税条约的方式，第一个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处于孤立的地位。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张学良对日本人说错了什么话，晚年回忆时很是后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天皇的奏折，史称“田中奏章”，并奠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东北就是日本征服中国的第一步，进而从北往南侵占中国领土。为此，日本对于东北这块土地，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先是日俄战争，从清政府手中获取了在华的诸多权益。

后来到了民国，东北出现了张作霖这个“东北王”，虽然他是草莽出身，却深知东北对于中国之厉害关系。日本几次三番想要从张作霖手中谋取在东北的铁路、矿产、石油等开发的权益，但是都被张作霖拒绝了，甚至还被张作霖骗得团团转。

但是日本人是有限度的，几次三番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作为狼子野心的日本人，是不会罢休的。于是就安排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一举炸死了张作霖，想趁机东北大乱，以便侵占东北的领土。

当张学良得知父亲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后，赶紧赶回东北。面对父亲张作霖的突然死亡，作为儿子的张学良深知越是这时候，越是要冷静。

等到东北局势相对稳定一些后，才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当时在奉天大帅府邸特地办了追悼会，这时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来了。他就是日本外交官林权助。

日本人看到东北局势趋于稳定后，便想到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劝说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让张学良成为日本的木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日本外交官林权助。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林权助来给我父亲吊孝，说了好多话，也和我商量了很多事，但是我没有给他具体回复。”最后，林权助要走的时候，张学良特地为林权助饯行。

在招待林权助的时候，张学良喝了几盅酒，就对林权助说：“林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想的都正确。”

林权助接着张学良的话说：“那你怎么为什么不答应和日本人合作呢？”张学良趁着酒劲上来了，对林权助说道：“你别忘了，我是个中国人。”

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就非常后悔了。林权助对中国汉字比较了解，当他听完张学良的话后，是彻底的死心了。奈何当时东北三省的局势还不是很明朗。

这无疑使得张学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在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并未真正接替张作霖。当时只有奉天是掌握在张学良的手中，而吉林、黑龙江的实际控制权却还在张作霖的老部下张作相、杨宇霆的手上。

这时的张学良没有了日本人的支持，处境变得非常为难。而张学良没有选择和他父亲一样，利用日本人，而是酒后吐真言，彻底得罪了日本人。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张学良知道了日本人策划了“皇姑屯事件”

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没被杀?

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国外。

康有为逃到海外后，假称奉有“衣带诏”，鼓动海外的华人华侨给他捐款，以便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他先是去了日本，后来清政府与日本交涉，不允许他们收留康有为，康有为便逃到了印度、香港等地。后来清政府的通缉令到了香港，康有为又远渡重洋，到了欧美等地。

逃跑过程：

根据梁启超所著《戊戌政变记》记载，当日上午，梁启超到谭嗣同所居的浏阳会馆，与谭商讨变法事宜，突然有人来报告，说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并派清兵抄捕南海会馆，还不知康有为是否被捕。

此时，谭嗣同淡定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自此，谭嗣同铁心以血荐维新，不久即喋血北京菜市口。

梁启超随即到日本使馆，托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二事，说：“如果我被捕，最迟在三日内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说完离开。

当夜，梁启超又赶到日本使馆，请求避难，日使馆人员将他化装成猎人，送出，到达天津火车站时，被清兵发现，幸亏当时日本领士乘人多混乱之机，将他快速送上日本军舰，才终于脱险。于是，梁启超乘坐日本大岛兵舰，穿越重洋，安全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东京。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康有为当年海外流亡时曾购买了一个小岛，如今该岛归谁所有？

东北易帜的过程是怎样的？

易帜，就是换旗，是指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国旗一升一落，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是步履维艰。因为，五色旗的降落，意味着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寿终正寝；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东北三省归顺南京政府，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军阀连年征战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在求学期间，他受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欧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个人爱好、理想和抱负方面，与其父张作霖多有不同。当他看到国内军阀纷争，帝国主义坐收渔利时，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在其父张作霖在世时，就曾多次向其进谏，希望能够停止内战。但是，出身绿林的张作霖一心要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对儿子的话自然是充耳不闻，甚至还破口大骂。为此，张学良甚为苦恼。

1928年6月，随着皇姑屯一声爆炸声响，张作霖被炸升天，张学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易帜决心更坚。

此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已使民不聊生，老百姓热切盼望早日结束这连绵的战事，希望能安安生生地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因此，张学良东北易帜的主张，得到了东北人民的热烈拥护。教育界人士上书张学良：“我国近百年来，文化迟滞，经济落后，国弱民贫，外患纷乘，必合全国之力以御侮，方克有济”；工商界人士发表宣言：“顺应潮流，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以谋统一”；学生更是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呼吁早日易帜。但是，激烈反对者大有人在。在东北军内部，元老重臣几乎全部反对东北易帜。他们主张东北自立天下，不能听命于南京政府，纷纷苦口婆心地劝诫张学良：“换了旗就等于失去了自主，得听别人指挥；不换旗，拥兵关外，举足轻重，战守自主！”面对这些曾是张作霖左膀右臂及拜把兄弟的前辈，张学良感到压力重重。

而在外部，日本政府更是明目张胆地阻止东北易帜。因为他们害怕易帜之后，英、美会将触角伸到东北来，与其共享东北的权益，而日本一直都是将东北视为自己的殖民地，它是绝对不允许别国插手东北的。所以，日本首相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发出训令：“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

接到训令的第二天，林久治郎就亲自拜会了张学良。双方一番寒暄之后，林久治郎直接切入主题，“东三省应保境安民，不宜实行三民主义。”张学良听罢，沉默不语。林久治郎拿出田中首相的信递给张学良。张学良大致浏览了一遍，就知这是一颗日本人打给他的糖衣炮弹。信中说：南京政府带有共产党的色彩，而且地位还远未稳固，东北实在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也愿予以充分接济等等。张学良深知，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日本的“好意”，会招致日本动用武力解决问题。那样，东三省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武装冲突，张学良只好通电蒋介石，“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易帜之事只好暂缓。

日本对此还不肯善罢干休，借张作霖葬礼之机，派特使林权助会晤张学良，对其软硬兼施。“东北不能悬挂青天白日旗。”林权助端起茶杯阴森森地说。“这是大势所趋！”张学良毫不示弱地回答说。“哼！”林权助恼羞成怒地说：“如果东北当局不听从日本的劝告，要与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为了维护我国的既得利益，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张学良听后微微一笑，义正词严地说：“贵方好比是我们的良友，而南京政府，则好比是我们的主人。就理论而言，似先当听主人之言，然后才能容纳良友之见。”张学良一席不软不硬的话使林权助面红耳赤，他蛮不讲理地高声叫嚷：“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双方不欢而散。

在张学良回访林权助时，双方再次就东北易帜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林权助威胁张学良说，东北如更换旗帜就等于与日本断交，日本绝不会漠然置之，甘愿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也在所不惜！进而警告说，如果张学良一意孤行，日本将不惜诉诸武力。张学良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极为愤慨，他再三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必须以东北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违背东三省的民意！第二天，日本就在沈阳火车站集合军队，进行示威，制造紧张局势。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张学良再次电告蒋介石：“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气愤，但是对付之策有三种：一是强硬，二是软化，三是圆滑。强硬就必须要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就会将东北变成日本的保护国，这也是不行的。目前，只能暂时以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争取国际支持。”并通知林权助：“东三省易帜，延期三个月。”

就这样，在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在日本政府的粗暴干涉下，东北易帜之事不得不一拖再拖。但是，易帜步伐并没有因此停止。此间，美国政府惟恐日本独霸东北后，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后，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表示美方愿为实现东北换旗付出努力。张学良机智而又巧妙地利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利用美英等国牵制日本。美英等国为自身利益，紧紧抓住日本出兵山东的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在日本国内，在野派也不断加强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田中首相不得不宣布：“东北易帜之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日本就不再持反对意见。”

东北易帜的条件渐趋成熟。12月24日，张学良决定，于本月29日东三省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并严正强调，事前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走漏丝毫风声，以免惹起他方的注意。

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张学良激动地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先进国(日本)的做法。该国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发散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后，张学良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东北各地，高悬青天白日旗，百姓欢呼雀跃。同一日，南京政府电复张学良：“完成统一，捍卫国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12月31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等人为副司令。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北伐军又叫国民革命军，张学良并没有参加北伐，怎么会是国民革命军的副总司令？？
北伐军只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的名称。而国民革命军的名称使用时间则要长得多。北伐以后，直到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该军一直使用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张学良因为最后关头帮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张学良手中有数十万东北军雄据东北、华北。蒋介石为了控制和稳定全国局势，笼络人心，不能不利用张学良的力量，遂与张学良拜把子结为兄弟，并以表彰功臣的名义授予其上将军衔和副总司令的要职。时国民党军的正式称号仍是国民革命军。所以张学良是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
林权助的介绍

林権助（はやし ごんすけ、安政7年3月2日（1860年3月23日）－昭和14年（1939年）6月27日）日本明治-昭和时代的外交官，关东州长官。号竹荫，会津藩（福岛县）出身。

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后，又在干什么，在哪？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

　　“梁马上自己写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这时的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馆周围更是人声嘈杂，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另外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上午九点多，直隶提督聂士成赶到，得知逃犯(当时聂误把梁启超当成康有为)已经躲入军舰，顿时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舰抓人，被部下苦苦劝住。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世凯密探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在舱底锅炉旁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内。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中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舷栏，一晌凭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气。

　　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

　　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