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吴川杰出的文人与商人[编辑本段]吴川历史名人:
刘承忠
元代吴川人(生卒年月不详)。元朝未年任江淮指挥使。当时江淮地区(今江苏、安徽一带)大旱，蝗虫终被扑灭，为江淮人民立下大功。元亡后，承忠投河而死。江淮人民为纪念他的功绩，尊他为"刘猛将军"，建庙祭祀。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诏令全国各省、府、州、县、建"刘猛将军庙"，每年春秋祭祀。
林廷献
（1454~ 年）字公器，吴南峰，明代吴阳霞街人。曾受业新会陈白沙先生门下，学问大进。24岁中举人，27岁弘治庚戌科（1490年）中进士。初任永嘉县知县，适遇天大旱，林延王献反对求神祷雨，倡率群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解除旱患。每遇灾年，则开仓赈济。重视文教，开拓学宫，文风大振。升任苏州同知时，永嘉人民拘留拜送，并建生祠，奉祀追思。苏州同知任上，励精图治，廉洁守身。解粮上京时，不伤民财，迅速完成任务。奉命监造夏周二公祠，仅花极少费用，不到两个月就完成满竣工。奉命清理崇明沙田丈量工作，革除旧习，颁发新规。并严厉革除织造陋规，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在任三月，因母丧丁忧在家。后补建昌同知，公正廉明，精兵简政，成绩昭著。离职后，当地百姓建立生祠敬祀。
林延王献生平勤学守信，淡视功名富贵。其精通理学，深受陈白沙器重，亲笔写了"击玉又敲金，思君对我吟；江门临水坐，明月二更深"中堂一幅赠与林延献。清代翰林陈兰彬曾在其上加记题跋，现在复制木刻横幅留存。晚年著有《南峰诗集》木刻本，现已失存。
欧光宸
（ ~1653年）博铺镇人，出身书香世家，明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科举人。明崇祯七年（1634年），考授知县，候任期间在家乡茂山书院招聚生徒讲学。对贫苦学生，免收学费，生徒日增，文风昌盛。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定都北京。顺治四年(1647)清兵南下，占领高、雷、廉、琼各州县，清延宫吏瓷意压迫搜刮，强令百姓剃发，因而群众激愤，民心大变。
当时南明史部侍朗洪天擢授高州军门，招兵往海南拟图恢复。顺治四年四五月间，吴川杨浮八(塘鸡村人)、姚起岩、茂名周冤等百余人，不甘受压迫，投奔海南，以图"反清复明"。他们在同往海南途中，联络信宜、茂名、遂溪、广西各地好汉，准备举事。茂名的李振玺、遂溪的郑良哉、吴川北丹的郑淑真、山口的龙泉剑纷起响应，聚集数千人，开展反清斗争。公推欧光宸为"盟主"。先后攻占梅艹录及吴川县城吴阳，将清政府的海防同知、知县、巡捕、教官、县丞等尽皆杀掉，并破狱开仓，声威极盛。南明永历帝封授欧光宸为海南盟军道按察司副使。
当时，吴川分属两个朝庭，东水属清、西水属明。欧光宸率众集结博铺与清兵相抗。不久，清将汪齐龙因内讧被杀，吴川全县复明。此后，明清进行拉锯战，自顺治四年二月起至顺治十二年正月止(1647~1655年)，吴川次反复，即4次"归清"，4次"复明"。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部属副总兵陈武、参将李云珍发兵攻打化州、吴川、散捉乱抢，十室九空，男女被杀千余人，欧光宸在这次战役中被俘，解至高州城，知府勒索赎金800两银，光宸宁死不屈，慷慨就义。
林联桂
（1774~1835年）初名家桂，字道子，又字辛生，塘掇新村(今田头屋村)人，博学能文，才思敏捷，对客成诗。嘉庆六年(1801)拔贡，九年（1804年）中举。以后长寓京师，广泛交游，与黄玉衡、黄培芳、张维屏、谭敬昭、吴梯、黄钊等合称"粤东七子"，日常吟诗自乐。道光八年（1828年）联桂53岁，始中进士，任湖南绥宁知县。任上，因虎奚书院经费不足，修俸甚薄，捐出自己薪俸，添置田租20石，并多方设法为书院充实基金，拓建院廊两所，亲为肄业学生讲课。绥宁县志已90年未修，联桂即组织人力，主持续修。后实授新化署晃州直棣厅通判，历任政声卓著，极受上级器重。最后调任邵阳，死在任上，终年62岁。
林联桂生平著作很多，有《见星庐诗稿》正续共22集、《见星庐古文》3集、《骈体文》2集、《文话》、《赋话》、《诗话》、《馆阁诗话》、《作史韵话》、《讲学偶话》、《续清秘述闻》、《日下推星艹录》等。尤其工诗，清代名诗人及诗论家赵翼评他的诗说："其所为诗，雕免免刂万品，牢笼众态，格律不一，雄骋莫当"（赵翼《见星庐诗集序》）。张继屏在《见星庐诗集序》中，也为他诗作了很高评价。特别是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风，深切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贪婪无厌，更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光绪十年（1884）七月，后辈士子将其遗著呈送国史馆保存。
林召棠
（1786~1872年） 字爱封，号芾南，谥文恭，吴阳霞街村人。父泰雯，任东安县教谕。召棠少年随父教馆攻读。清嘉庆八年（1803年），17岁为秀才，学使姚文田称赞为"海滨俊才"。嘉庆十七年，学使程国仁评阅其考卷，认为极有前途，选拔为贡生，并让其与自己儿子一起研读。嘉庆二十一年癸末科状元及第。皇帝阅其卷末批："今科得一佳元，一字笔误偏旁，非关学问"。授职翰林院修撰。道光五年（1825年），因父丧返家丁忧。道光八年返京供职。道光十一年任陕甘正主考官。此次选择举人65名，其中呼延甲、张芾（曾任广东巡抚）、牛树梅等11名，后皆中进士，颇有成就。次年，他深感官场污浊，以终生奉母为名，告假还乡。
道光十三年（1833年），召棠受聘肇庆府端溪书院主讲，连续15年，弘扬文化，培养不不少人才，为教育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如顺德罗忄享衍尚书、高要冯誉骑待郎等都曾受过教诲。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来粤查禁鸦片，与召棠书信来往，咨询谈论民生吏治，并赠召棠一联："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
林召棠为人尚气节，淡仕宦，爱廉洁，重工农，怜贫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年翰林黄广荫就仕，召棠辞谢。黄广荫复书中有"圣眷方殷，臣心似水，何高尚若是！"黄素知召棠生活淡泊，又从京都领取吴川盐围补给银寄与召棠，他不受，此款存省多年，后托翰林陈荔秋送返朝庭。在村中首创"义仓"，救济贫民。为县倡议举办"宾兴"（奖学基金会），并作《吴川宾兴刍议》一文。
林召棠59岁母丧丁忧，从此，居家不出，在村边"金莲庵"旁作"寄庐"，题曰："四十树桃花禅室"，结茅布石，种花植树，每当春和景明，潮生月上，携杖徜徉林霭间，或邀朋约友，载酒莲塘，吟诗梅下。暇则焚香静坐，观书临贴，意趣超然。著有《心亭亭居诗存》、《文存》、《笔记》等书传世。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十二月，林召棠逝世于家，终年87岁。
陈兰彬
（1816~1895年 字荔秋，黄坡镇黄坡村人。中国首任驻美大使。
130年前,在白宫,一位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将表达大清王朝“益敦友睦、长享升平”的美好愿望的国书,递交到当时的美国总统海斯手里。至此,中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设立驻美使馆,掀开了中美关系崭新的一页。
这个人就是吴川籍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陈兰彬。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他的名字因为两项“第一”而载入史册:第一任官派留美学生监督,中国第一位驻美公使。尤其是作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工作,促进了中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保护了华侨的合法利益,为今后的使美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时今日,中美关系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而他在一百多年前总结的“动中窍要,交涉持大体”等外交心得,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除“中国清代首任使美大臣”外,陈兰彬“一生历五代皇帝”的人生经历也是不多见的。他生于嘉庆,成长于道光,咸丰年踏入官场,同治年领命赴美国、古巴等地,光绪年创外交辉煌,是一位历览晚清风云,见证政坛变迁,亲历洋务运动兴衰成败的重要人物。
22岁以优行贡京师，清咸丰元年（1851年）中顺天举人，咸丰三年中进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后改任刑部后补主事。咸丰十年，因母病告假返乡，在同州主讲高文书院。并倡议捐资重修该书院，以弘扬文教，培育人才。
清同治二年（1863年），陈兰彬回京受命清理积案，昭雪不少冤案。后又因黄河泛滥成灾，奉命大名府赈济，营救大批灾民。并亲自到黄河两岸考察，研究治河要诀，写成《治河刍言》8卷，提出根治黄河的积极主张。
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学习外国技术，决定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陆续选派幼童4批共120人赴美学习。是年八月十一日，任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率领第一批学童30人赴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不少学生勤奋学习，几年后就读完小学、中学而入大学。锻炼成才的如詹天估、伍延芳、唐绍仪、梁敦等人。如詹天估学成归来后，对我国铁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陈兰彬在美期间，被委古巴专使，往古巴调查了解古巴华侨受奴役、迫害、买卖、鞭笞、生活无着等情况，向清政府提出详细调查报告。次年与古巴殖民者西班牙当局交涉谈判，结果签订了改善华工待遇的《古马华工条款》，解决华工不少痛苦、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问题。
清光绪四年（1878年），清庭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在任期间，继续深入了解侨工情况，关怀侨胞工作生活，多次向侨居国交涉、抗议，以保证华侨利益，深受华侨爱戴。光绪七年奉诏回国。
陈兰彬历任太常寺正卿、宗人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资政大夫、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等职。
晚年告老还乡，主讲高文书院。先后纂修《高州府志》24卷、《吴川县志》10卷、《吴川风俗志》1卷、《石城县志》10卷；还著有《毛诗札记》、《使美记略》、《使美百咏》、《治河刍言》、《泛槎诗草》、《重次千字文》等诗文集。
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十二月十四日，陈兰彬在家逝世，终年79岁。
李士芬
（1887~1928年）振文镇边村土甬 村人。1925年投身革命，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县支部委员，并任吴川县农协会筹备处筹委，负责农运工作。1926年3月15日，率领振文农民数百人，举行反"三捐"（即蒜头捐、蒜串捐、壳灰捐）示威游行，积极开展反对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最后取得全部胜利。后被任命吴川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率领常备队40多人和不脱产的预备队伍，白天协助工纠缉私，晚上打土匪。1927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15"国民党右派广州开始大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国民党右派在南路也进行清党运动，南路的共产党党组织撤退到广州湾赤坎，成立"南路革命委员会"，李士芬当选为委员并被正式委任为吴川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组织一支300多人武装队伍，举行暴动，在山圩、斗门一带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打迂回战1个多月，杀伤不少敌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因敌众我寡，武装力量悬殊，牺牲惨重，最后剩下10多人分散活动。
1928年10月15日，李士芬在振文独竹村被捕，11月15日在黄坡英勇就义，终年41岁。1959年3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炎
（1902~1945年） 又名巨炎，字光中，塘掇镇樟山村人，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出生于越南海防。民国初年随父归国，在村中读过私塾两三年，旋即到广州湾当工人。20年代初参加粤军。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特务长、排长、营长等职。1931年任十九咱军旅长兼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在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中，张炎为援救被红军包围的十九路军总部和蒋鼎文第九师，率部对红军作战，结果全师死伤了2/3。从此，吸取教训，发誓不再参加反共内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31年2月30日，张炎接到十九路军总部命令，即率部开赴上海参加抗战，先后在吴淞、庙行战役中，浴血奋战，重创日军。
1933年福建事变前夕，张炎接任国民党独立第四十九师师长。福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任第四军军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蒋介石曾委任他人为第七路军副总指挥。不久，他偕夫人郑坤廉出国考察欧美和苏联等国。
1936年秋回国。"七·七"事变后，张炎回到广东，被任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2月，在梅录成立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提出"抗战利益高于一切"和"保家卫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接任广东省第十一区游击司令，深感力量不足，亲自往香港与共产党组织联系，要求帮助解决干部问题。廖承志等同志接受他的请求，由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派了一批干部到高州，帮助张炎开展抗日工作。1939年3月，张炎担任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致力整军武，励精图治，依靠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真诚与共产党合作，使高州六属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张炎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嫉妒，1940年6月被迫辞职。
1944年广西会战前夕，张炎被委任为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将参议，派回广东南路视察，发动民众抗日。9月回到吴川，与中共南路特委合作，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使他举行武装起义。1945年1月14日，张炎、詹式邦（曾任吴川县长。当时任电梅吴挺进司令）率所部700多人攻下吴川县城塘掇。当即得到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大力支持，共同解放吴川全境。张炎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高雷人民抗日军，张炎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公开宣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张炎起义，轰动了广东南路，国民党当局惊惶失措，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吴川。1945年1月下旬，张炎率所部向廉（江）、化（县）转移，在化县中垌与人民抗日游击队会师，共商抗日大计。决定攻下廉江塘蓬后，挥师粤桂边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2月1日，张炎部队在廉江灯草村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袭击，起义受挫。张炎带着10多个随从人员入广西找李济琛、张发奎联系。3日在博白英桥圩被当地顽军逮捕。3月22日，玉林专员梁朝玑执行蒋介石命令，将张炎杀害。张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李汉魂
（1895~1987年）字伯豪，号杰华，又号南华，长岐镇上岭村人。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小时在家读书，曾肄业广东高等学堂法科专业，后又改考广东陆军小学第六期及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1916年转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他早期参加同盟会，后参加中国国民党。
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阎锡山部任见习军官。后因病回乡，在吴川中学执教。不久到粤军第二师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52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驻粤各军政编为国民革命军，李汉魂在李济琛的第四军第十二师任参谋长，跟随师长张发奎参加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的战斗，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汉魂改任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参谋长。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及围攻武昌等几次重大战役。11月回师武汉休整，李汉魂升任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从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造成分裂局面。第四军扩编的部队已分为两派，拥蒋的陈铭枢到上海去找蒋介石，赞成反蒋的张发奎则投靠汪精卫。为巩固武汉，扩编成立二十五师，李汉魂升任该师少将副师长。是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誓师北伐讨奉，李汉魂首战河南上蔡城战役胜利，又在临颍阵地，攻溃奉军，进占许昌、开封，俘获奉军师长富双英。胜利回师武汉，被提升为二十五师中将师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周恩来、朱德等举行八一南昌起义。3日，起义军南下广东，李汉魂随张发奎尾追至赣州。9月，取得李济琛同意，再率部回广东，奉命驻守惠州，以阻止叶挺、贺龙起义部队东进。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张发奎即调李汉魂等部队回广州镇压起义。1928年，李汉魂参加蒋介石的北伐，在山东配合友军歼灭张宗昌军阀残部后，集中整编，第四军改为第四师，张发奎任师长，李汉魂任副师长。
1929年参加蒋桂战争，经历了花县、北流、衡阳几次混战失败后，李汉魂辞职离开第四军赴港居住了一个时期。迨粤桂合作后，1933年，陈济棠任命李汉魂为第一集团总司令部总参议，1934年调任独立第三师任师长兼粤北区绥靖委员，并任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后驻汕头，负责地方"绥靖"及指挥粤东军政。
1936年初，在汕头出现一个日军倒毙事件，引起日中关系轩然大波，日方竟派来3艘军舰，威胁恫吓。李汉魂及其所部官兵，怀着满腔怒火，赶修工事，堵塞漏洞，成立各组织准备应战。同时和战士们披甲佩剑，守卫在南海边缘潮汕地区的国防第一线。正在此时，陈济棠却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六一西南事变"，企图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挥师到武汉之后，由长江而下，直指南京，实行武装反蒋，以便取而代之。李汉魂见此外患严重之际，国内豆萁相煎，对团结抗日甚为不利。他认为陈济棠厚已是私恩，反抗中央是敌。经一再恳劝无效，遂"封金挂印"，辞职赴港。并发电文三通：一为苦劝陈济棠息兵团结，共御外侮；一为呈国民党中央元首，阐明西南兴兵内幕，请统筹大计，团结抗战；一为请粤省各级将领共体时艰，不可苟从。电文发出之后，影响甚大，陈济棠众叛亲离，下野赴港。西南事变解决之后，李汉魂即返粤复职。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八· 一三"进攻上海，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下，全国军民奋起杀敌抗日，全面开展。李汉魂升任六十四军军长，请缨北上抗日，1938年春，奉准开赴陇海线。5月16日，日军土肥原师团主力万余人，大炮七八十门，向归德、兰封进犯，企图截断陇海路，阻止我国军队从徐州南下的通道。李汉魂奉命为薛岳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部署所部分三路防守，亲率六十四军主攻盘踞罗王寨之敌，用重炮直射敌据点，战斗异常激烈。5月27日夺回了罗王寨。同时，七十一军也克复了兰封，从而打通了陇海线，使徐州会战后的主力部队得以沿陇海线西进。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特授予他"华胄荣誉奖章"。
1938年7月22日，日军进攻武汉，李汉魂奉调参加武汉保卫战，负责指挥南浔线的战斗。25日，日军又在九江附近登陆，九江失守，敌军又沿南浔线星予洲登陆，向德安进犯。李汉魂调集8个师的兵力，运用"一鼓作气"的战术，把敌1万多个压到从深不到3里的张古山的狭地之中，最后聚而歼之，取得了德安大捷。所部获"钢军"锦旗奖1面。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11月，李汉魂受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2月率师回粤。1938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李汉魂当选为主任委员。
1939年12月旬，日军2个师团和1个旅团分三路向粤北进攻，李汉魂受任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暂编的第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及中央军增援部队，在北江西岸追剿敌军，取得胜利。为此，广东各界在曲江召开了胜利祝捷大会。
1940年1月，李汉魂辞去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全力从事广东政务。他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6年8个月。
抗战胜利后，李汉魂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到欧美考察。1949年元旦，李宗仁代总统职，他应召回国任上将参军长；3月，何应钦继孙科组阁，李汉魂任内政部长。不久，辞去职务，转道香港赴美定居。1982年应廖承志同志的邀请回国访问。1987年6月30日病逝于美国纽约。其骨灰由女儿李浈带回祖国安放在广东韶关古刹--南华寺。
李汉魂生前癖爱藏画，忱于佛教哲理，公余还爱舞笔弄墨。著有《岳武穆年谱》、《梦回集》、《日记》、《上下集》、《欧洲散记》、《拉丁美洲游记》等书。
清朝团练大臣，相当于现代什么级别的军衔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原为刑部尚书，咸丰元年（1850），因“失仪”革职留任，后以“亲老多病”，奏准开缺回籍侍养。咸丰二年（1852）七月，以捐助军饷议叙。九月，太平军“窜扰江西”，受命帮办团防事务。之后两年的办团期间，曾率练勇二守省城南昌，一解省城南昌之围。
从委派二人办理团练的谕令可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的初衷，在于本籍绅士对本籍地势夷险、地方人情、团练保卫“自必熟悉”，可使“布置周详”，并“使官民联为一气”。谕令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帮同地方官办理”，而“使官民联为一气”。
随之，咸丰二年（1852）年内，有湖南湘乡丁忧在籍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已致仕（退休）而侨寓皖北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江苏无锡因救援全州不利被褫职还籍的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等先后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事宜。由于后来湘军的崛起，其中曾国藩最为有名。
曾国藩办理团练有两个显著特点：1、曾国藩办理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
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为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而“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
2、在规整现有团练的基础上，抽练一支不同于腐败无用绿营军的新军——勇营。并率勇出战，参与对太平军捻军等所谓“匪寇”的攻防堵截。
曾国藩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同办理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缙绅的双重身份，在咸丰三年（1852）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之中，调集家乡这些已有的各支练勇参与征战，在征战之中组合，并进一步与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再组合，成为一支作为湘军前身的新的武装——湘勇。
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的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曾国藩等人之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为止，咸丰帝又直接委派了一百余名办理团练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后来有的加“办理团练”衔、“协理团练衔”，有的直接冠以“团练大臣”，又由于这些人员均为皇帝“钦点”，后人习惯上统称他们为“团练大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自武汉东下江宁定都天京，如催枯拉朽，扫荡了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咸丰帝直接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达58人，遍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直隶、江西、贵州、福建、湖南等9省。
此次咸丰帝委派办理团练人员有以下特点：1、所派主要办理团练防剿人员（按：表中标出的主办人员）全为朝廷大员，包括各部侍郎、内阁学士、御史、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等。其中有在职和非在职之分。在职官员如安徽籍工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吕贤基、内阁学士许乃钊等。非在职官员如江苏在籍之前任左都御史沈岐、直隶在籍之前任兵部侍郎孙葆元等。不少非在职官员受命办理团练防剿后实授官职，成为在职官员。这是从咸丰二年（1852）沿袭下来的做法。而京员受命办理督办或帮办某地团练防剿，也往往授与当地实职，如兵科给事中袁甲三赴皖北后不久，先署安徽庐凤颍道，后署安徽布政使（辞而未受），最后以左都御史钦差大臣统领皖北军务等。上述办理团练人员由于系皇帝“钦点”，更有“钦差”的身份。
2、办理团练人员的委派不受“回避法”限制。清代铨选授官的制度规定，有七项必须核查无讹，方许补授官缺。其中“密其回避”一项，规定户部14司、刑部17司、御史15道、督抚以下至佐杂，皆须回避本籍，以防上下勾结、弄权舞弊，把持一方。此次办理团练人员的委派却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是令其“回籍”，“就其本籍”，办理或督办团练防剿。
3、委派办理团练人员的谕令中，没有了“帮同”地方官办理的字样，除委派工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吕贤基等回安徽本籍办团的谕令是“会同”安徽巡抚办理团练军务事宜、委派前任左都御史沈岐等在江苏本籍办团的谕令是“会同地方官邀集众绅士酌办”团练事宜以外，绝大多数直接便是“督办”或“办理”某省某地团练事宜。
4、“逼近贼氛”的重要省份如安徽，更分别委派主办人员与分办人员，主办人员并奏请随带本籍得力京员人等同往帮办，或奏请“饬调文武员弁以资差遣”，均依奏允准或饬调。
咸丰三年（1853），咸丰帝委派的办理团练人员，特别是主办人员，虽然没有“团练大臣”的正式名称和任命，但其既有“督办”或“办理”某省团练防剿事宜的职权重任，又有“钦差”大员的身份地位，直可以称之为“团练大臣”了。事实上，民间也已这样称呼他们，如桐城绅民即称吕贤基为“钦差办理团练大臣”等。而且，主办人员随时奏请随带本籍得力京员人等同往帮办，或奏请“饬调文武员弁以资差遣”，均得到了咸丰帝允准，从而在安徽首次分别委派了主办人员、分办人员、帮办人员与听从差委人员。
咸丰三年（1853）正月，受命主办安徽团练防剿事宜的是工部侍郎吕贤基和已在皖北团练防剿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这两位相当于人们心目中的安徽团练大臣。特别是吕贤基，时人及后人文中多即称他为安徽团练大臣。
分办人员，有二月吕贤基到达安徽后，咸丰帝委派的前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他奉旨回原籍，专任皖南太平府地区的捐输团练事务。又有四月吕贤基奏请饬令委派的兵科给事中袁甲三和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赵畇，前者赴凤阳，后者赴本籍安庆，分别专任皖北、皖中的团练防剿事宜。
帮办人员，是吕贤基受命办理安徽团练时（正月）即奏请随带帮同办理的徽籍京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候补主事朱麟祺，五品衔武生张瑞庆及咸丰谕令“随同吕贤基帮办一切事宜”的在籍前任东河通判徐启山。
听候差委人员，则是周天爵遵旨筹办防剿时（正月），咸丰帝依其奏请从各地饬调、令速赴安徽军营的江南淮北监掣同知李安中、江苏宿迁县知县候补同知林德泉等八名文武员弁。
除此之外，十一月，咸丰帝又准李鸿章之父刑部郎中李文安回籍“督率练勇，协力防剿”，同时令吕贤基之子翰林院侍读吕锦文回籍帮同剿贼。其时，吕贤基已于舒城殉职。而李文安不久也在办团之余因饮酒过量而一命呜呼。
事实上，咸丰三年（1853）以吕贤基、周天爵为首奉旨办理安徽团练的人员虽然不少，也有主办、分办、帮办及听候差委之分，但这些人员并未形成一个整体，并未形成一个统一领导或统一办理安徽团练事宜的班子，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其中，有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吕贤基——虽回原籍，却没有回到老家实地办理团练。
吕贤基的老家是皖南宁国府旌德县，作为安徽全省团练防剿事宜的主办人员，他虽回安徽原籍，却没有回到皖南旌德老家具体办理家乡的团练，而是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驻守皖北重镇宿州，遵旨“会同巡抚蒋文庆、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办理安徽“防剿事宜”并“督办团练”。
第二种类型是李鸿章、孙家泰、赵畇、潘锡恩等。他们切实回到了老家办理团练。
李鸿章一类其全部行为的重点，在于集勇并率勇出战，参与攻防军务。潘锡恩一类往往是以公济私，借办团练自保或发展自己的势力。真正需要出战时，则“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第三种类型是周天爵、袁甲三——以带勇防剿为主，实际成为统筹一方军务的统帅。
受命办理皖北团练防剿的周天爵、袁甲三都非皖籍。之所以任用他们，与任用本籍人办理本籍团练的思路不能说全然抵牾，因为前者长期侨居皖北；后者本籍河南项城系皖北近邻，与皖北的情况相差不大。而也许由于整个皖北均罹于捻军战火；皖北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大姓大族或团练或捻军营垒分明；周、袁二人毕竟不是安徽本籍人，无法也无须在当地自办团练，于是团练、防剿二事之中偏重于防剿，形成了这一类办理团练人员的特点。
1、周天爵、袁甲三以防剿、军务为首要职责。
二人均曾以“剿办捻匪正当吃紧，一署地方，限于职守，剿匪事宜转恐贻误”为由，先后辞署安徽巡抚、署安徽布政使等地方政职，专力防剿。其中袁甲三自咸丰三年（1853）四月赴皖北，至同治元年（1862）七月因病重开缺回籍，除有短暂数月在京供职外，一直皖北河南号令兵勇，“防剿”共近10年，终以钦差大臣 “督办皖省军务”。
2、与吕贤基不同，周天爵、袁甲三手中掌握了一支以“勇”为主的武装。
如前所述，周天爵于咸丰二年（1852）底即受命办理安徽团练防剿。咸丰三年（1853）正月，他奏准将宿迁举人臧纡青《团练章程》“通饬”山东、河南、皖北、苏北“遵照办理”，从各地各团调集练勇，直接掌握；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得旧捻张凤山部1200余名，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按照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毕，即应遣散，有记载“周天爵所募壮勇经裁汰后所存亦止数百名，不敷调遣”。周天爵也确实为此苦恼，他甚至曾因“募勇又复遣散，致招物议”，“辄自请斥退”；又曾因屡被裁汰，一次“赴颍”攻剿，“仅带兵二百”。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知，清统治者在皖北的攻剿越来越离不开这支武装，周天爵所募亲信练勇成为“或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的主力。咸丰帝亦多次指出：“朕所素知此时江北一带，惟该侍郎（周天爵）尚能办贼党。”“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
咸丰三年（1853）四月，兵科给事中袁甲三来到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时周天爵已年过八十，当年九月卒于亳州王市集军中，命袁甲三代领其众。从此，袁甲三成为皖北地区团练防剿的主办人员。袁甲三到王市集时，“兵勇已散，民无固志”，捻党进据孙家店。袁甲三“收集散勇，饬乡团扼要隘，遣游击朱连泰等击贼高公庙，大破之。”实际掌握了这支原属周天爵的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后又在征战中不断调勇募勇，充实扩大之，甚至命长子翰林院编修袁保恒，将其父子在河南本籍本乡本族倡办团练而得的 3000勇也带入军中，成为这支武装的骨干。
3、作为办理皖北团练防剿钦差大员，周天爵、袁甲三能够调动团练、号令官兵，指挥防堵攻战。
袁甲三并能够号令上层政权结构的各支经制军队，统一指挥官兵团勇，统筹全部军务。
袁甲三更能弹劾在防剿中不力的各级官员。如弹劾舒兴阿“拥兵坐视，致庐州陷”，使舒兴阿被撤职；弹劾护理庐凤道立诚“巧猾贪鄙、劣迹昭著”，请革职提讯等。
4周天爵、袁甲三，特别是袁甲三在皖北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
袁甲三经常越俎建言，指手划脚地教训咸丰帝应敕命何地何官如何防堵。对于咸丰帝的号令有时却拒不遵从。
如太平军连下集贤关、桐城、舒城，旄头直指安庆陷落后已成安徽首府的庐州府。咸丰帝命袁甲三从颍州移师桐城，救保庐州。袁甲三拒不受命，托词“捻逆张茂踞怀蒙间，称伪西怀王，窥庐郡。非臣亲往督剿，人心愈摇，应先赴蒙、亳一带，为各郡声援，以便闻警驰应”。
又如捻军占永城后，袁甲三奏言：捻军必从永城窜宿州、趋徐州，徐州为粮台要地，急应严防。咸丰帝于是命他“确探贼踪，迎头截剿”。袁甲三追到萧县，却改变了注意，又奏称：贼踪飘忽，徐州镇道兵勇足剿土匪，“臣应折回宿州，严堵南路窜匪”。而后不待旨令，竟引兵扬长而还。咸丰帝极其恼火。安徽最高地方官督抚和春、福济并联衔疏劾袁甲三“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等。
如果说，大敌当前，咸丰帝对这些尚可容忍，那么，咸丰帝最不能容忍的是袁甲三竟然想擅自决定皖北地方官的人事安排。他疏请将宿州知州郭世亨开缺，办理军务，而以王启秀代之。咸丰帝命他“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但他根本不把和春、福济放在眼中，更不与之会衔妥商，又再三单独疏言此事。咸丰帝怒道：朕以调署牧令必须与督抚会衔，并非不准袁甲三与闻举劾，袁甲三却只称往返函商，仍不联衔具奏，“袁甲三著传旨申饬，仍著福济会同和春、袁甲三详细酌度办理。”
袁甲三在其“防剿”区域对捻军等独擅生杀大权，更是天经地义。这与他的前任周天爵如出一辙。时周天爵在宿州“杀人遏乱，河水尽赤，断残塞道，豺虎厌肉，岸无不悬头之树，树无不悬头之枝，远望离离，骡马望之返奔”。咸丰帝惟有小心寄谕周天爵：“辄用极刑，恐人心涣散，亦足召乱”，令其加倍慎重。袁甲三则毫无顾忌，攻破临淮关后，则以“抗违日久”为由，令将捻军 70岁以下，15岁以上尽诛之，已降的数千捻军，“亦无得脱者”。下凤阳后，袁甲三“于城外别筑七营，尽驱两城降贼入，择尤悍者三百余人诛之，余皆遣散。”等等。
咸丰三年（1853），由于首当“敌”冲的特殊地位，安徽办理团练人员和办理团练事宜受到了以咸丰帝为首多方面的重视，尽管如此，总的成效却仍差强人意。其他地区受命办理团练人员中，在籍非在职的多，在职回籍的少；具体实施办团中，普遍号召多，严格控制少，其效果则更不可问。
咸丰六年、七年（1856、1857），咸丰帝第二次大规模地直接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人员。
此次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主要集中在最当战火冲要的安徽江苏两省。而所委派的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除两例为“以资熟手”且声明“嗣后不得援以为例”是本籍人员外，全都是现任或“已革”（仍在现任）的非本籍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除专人专任外，特别规定各级官员全部加入办团行列，以原官僚体系为基础，构筑了办理团练的整体机构。如安徽，最高一层是现任巡抚福济、已革巡抚张芾，二人分别统理调度皖北皖中以及皖南团练事宜；第二层是现任按察使、现任庐凤颍道道员、现任徽宁道道员，均加“督办团练”衔，分统稽查安庐六滁和五府州、凤颍泗三府州及徽宁池太广五府州团练事宜；第三层是现任各知府及各直隶州知州，均加“协理团练”衔，督办各属团练；最下一层是现任各知县及各府属州知州，专管本属团练，绩优者加“协理团练”衔。
可知，清统治者的方针似乎转了回去，从创行以在职非在职的本籍官员办理团练，转由非本籍的现任官员办理团练，究其缘由，是咸丰六年（1856）朝臣对数年来办团状况的一次检讨。
他们援引古制，列举唐朝乾元初曾置团练使，大者领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时命刺史悉带团练使；宋朝置诸州团练使；元朝置团练安抚亲农使；明朝以团练诸务设安插使兵备道分统之等，提出“与其别设一官，不如仿唐时刺史带团练之制”，令知府直隶州知州兼行办理团练。至按察使兵备道，明朝本即分统团练使事务，今应仍兼团练。“请以按察史及各项道员均兼督办团练衔，知府直隶州知州均兼督办团练衔，统率州县实力团练。其有地方辽阔，按察史道员不敷分辖者，准添设三四品官员分督团练带兵防御率属巡查”，“其添设之员或请旨简放，或由该督抚保奏，候旨录用，各以本官兼督办团练衔。”同时，提出了整顿事宜章程。中有：一近贼之州县分上冲、次冲。上冲者，附近军营由营拨兵协守，即归管带，不另派将弁，以一事权。如贼匪大兵冲突，统兵大臣仍需遣将驰救。次冲者，则团练乡兵协同该营汛防守，以省兵力而免烦扰。残破州县及甫经收复之城，民人迁徙，空虚无凭，团练应于附近完善州县或本境完善村庄为团练立脚之地，然后招集流亡，渐次推行。仍由地方官保举公正绅士为团总团长，立功者即予奏奖。
一训练事宜责成州县会同营弁办理。督办团练及协理团练之员巡行校阅，分别劝惩。
一见办团练之上冲、次冲府州县一应捐输署杂派悉予蠲免……此方所捐专为此方之用……各处处所责成各该府州县拿获奸细，审明后即行正法。其有奸民偷卖火药米粮接济贼营及团勇扰害良民抢掠行凶情同盗匪者均即行正法。
一司道中营亦何人兼团练何员分辖何地使各有专责，应请旨饬下督抚酌量情形奏明办理，其州县有屡次立功升至知府或同知直隶州者，准其兼协理团练衔，以示优异而资得力。
一司道既兼团练，由附近军营或本省督抚拨给兵练，以资巡守，军务告竣，酌量裁撤。此项兵练毋庸设为定额。
一州县既各有团练之责，断非常材所能胜任。请饬下各督抚慎选守令，据实保奏。凡上冲次冲之地，不拘资格务在得人，行之一年，皇上即可以所保之优劣，定督抚之贤否，以行赏罚。等等。
咸丰帝以为，“逆匪飘忽靡常，官兵征调有数，团练得力，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以上军机大臣等所议于当前“防剿机宜颇中切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是“抑民助兵，以堵为剿”，而“制贼之法未有善于此者”。他强调： “至州县为亲民之官，团练起于州县，民之向背，视州县之贤愚……”而“欲行团练”，仍然“必先严保甲”。他承诺：“所属之员及绅民之充团总团长者，如能实力办理、著有成效，准各督抚据实保奏，朕必立予恩施。”
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被彻底粉碎。咸丰帝无兵无饷，心急如焚，团练武装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他谕令胜保在皖北等地等督办乡团以资统率，并酌定章程，凡办团州县一律遵行。又谕：各直省“在籍绅士，除已经办理团练外，其明晓大义、律身公正者，自不乏人，所有在京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员，将如何举行乡团，随同官兵剿贼，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各举所知，各陈所见，迅即上闻。”大小官员遵照谕旨，纷纷上疏陈言，总结办团经验，拟呈办团章程。
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第三次大规模地直接向地方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
这一次直接委派各地办团人员有两种情况：1、多数省份委派本籍官员（回籍现任官员或在籍前任官员）主办。在这里，“团练大臣”的官职正式出台——称“某地督办团练大臣”。而协办人员以现任地方官（非本籍）为主。又另派听候差委人员。如江苏。江苏本籍大理寺卿晏端书为“江北督办团练大臣”；江苏在籍内阁学士庞锺璐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现任江苏淮徐道道员吴棠帮办江北团练事宜；现任江苏按察史汤云松帮办江南团练事宜；现任署江苏布政使吴熙帮办江苏团练事宜（以上均非江苏籍）。听候差委人员有江苏本籍现任翰林院编修沈锡庆、现任刑部主事李汝钧（随办文案）及非江苏籍现任江苏淮扬道朱善张等。
2、少数省份仍委派现任地方督抚（非本籍）主办，不称“团练大臣”，但令“督办”某地一切团练事宜。协办人员以本籍官员（回籍或在籍）为主，也有低一级的地方官。如甘肃。现任陕甘总督乐斌督办甘肃省团练事宜。帮办人员有甘肃本籍江西候补道杨升、丁忧刑部员外郎吴可读及非甘肃籍现任甘凉道道员萧浚兰等。
此次大规模派遣办团人员所遵循的原则，大致是第一、二次大规模派遣办团人员原则的折衷，所派人员既多且杂，各类人员硬性或机械地搭配组合，各按各的指导思想行事，办理团练的情况实际上更为混乱和复杂。
于是，《东华续录》有载，咸丰十一年（1861），内外大臣交相上疏：“乡团之设，原以百姓之财力，卫百姓之身家”，果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即以举、贡、生、监便足以统领之，没有必要派大员为之督率。“若必以大僚综任之，帮办司员分理之，是督抚之外又设督抚，僚属之外又增僚属，徒滋纷扰”。自上年河南办团后，各省团练大臣纷纷四出，虽然四川、浙江旋即裁撤，但直隶、山东、江南、江北等处仍归团练大臣办理。这些团练大臣、帮办人员“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且“江北江南所办乡团，自上年至今，未闻有团练大臣收复一州一县者，徒以骚动天下，无益有损”。他们力主“将团练大臣分别裁撤”，“其各省州县距贼较远者，停止办团，以安民业；其距贼较近之处，仍责地方官切实办团，而以本省督抚总其成，庶事权不至纷歧，商民可免滋扰”。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奉旨帮同浙江巡抚办理团练、在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奏称：浙省团练自归现任巡抚王有龄督办，并未定有章程。王有龄将私亲、故旧及结拜师生品行卑鄙善于逢迎之道员张景渠、知府孙士达、知县甘应槐依为心腹，委以要职，以致文武员弁奔走其门，物议沸腾。张孙甘等依势修怨，绅富多被中伤，以致遇有地方公事，顾虑不前。王有龄派段光清赴绍办团，并不知会王履谦。其各处办团绅士，亦任听张景渠等“纷纷札委”。“亩捐”一项本系奏明专为团练经费，被张景渠擅自出示停止，浙东捐款又悉数解省，团防经费一无可筹。绍郡捐局，自本年正月间经王有龄改归地方官办理，派委张景渠及知府怀清等专办山阴会稽户案各捐。该员等差传捐户，按照上年捐输十倍加捐。职员张存浩、生员胡寿颐等稍事迟疑即予管押，并欲杖枷，又欲将该捐户提赴军前充当头阵。职员李镜人、举人陈圭等因威逼书捐，卖田鬻产。捐户陈颖生，因差扰迁避，该道员等即饬县查封房屋、田亩，形同籍没。催捐员弁动辄持令箭拘提，并纵令差役入内室索扰，城乡大震。而江防事宜则置之不问……
咸丰帝只能无奈叹息：前因各省军务未竣，特派督办团练大臣劝办民团，以辅兵力。至前谕王有龄（现任浙江巡抚）督办团练，并令王履谦（缙绅，在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帮办，原期官绅和衷，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乃近日如王有龄、王履谦、文煜、清盛、杜乔羽、联捷等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殊失大臣和衷之义……
曾国藩摸透了咸丰帝的心思，不失时机地小心奏道：臣查团练之法，“只能防小支千余之游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其练丁口粮若太多，则与募勇之价相等，团练自保即成空名；若太少则与兵勇之价迥殊，不能得其死力。其“团局经费若取之丁漕厘捐四者之中，则有碍督抚生财之道，若设法于四法之外则更无丝毫措手之处，事权既无专属，刚柔实为两难”。他婉转指出：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不设饷局，但亲各邑筑圩自保”；江南团练大臣庞锺璐“激劝乡民，俾知同仇敌忾之义，办理极有斟酌”。但“目下贼势，断非团练所能奏功，应俟贼氛稍衰，大功将竣，然后办团练（按：曾国藩此所谓“团练”实际是指“保甲”）以善其后”。“晏端书庞锺璐清操雅望，内任最宜。应请撤去团练差使，仍回京供职”云云。
随之，裁撤他省团练大臣、由现任地方官接手团练事宜的谕旨也陆续颁发，如“直隶团练大臣颡春荣著即回京供职，该省团练事宜即责成文煜妥为办理；江西团练大臣刘绎俟服阕后来京听候简用，所有江西团练事宜并即责成毓科督同该省官绅妥为办理。其该二省京员如有借词回籍、经本籍督抚保举办团之员，即著各部院衙门查取职名，咨行文煜、毓科撤去办团名目，饬令来京供职”等。 [66]对此，咸丰帝特作解释，承认“前因各路办理团练大臣随带多员，任意骚扰，有名无实，有害无利，是以陆续裁撤”。
同治二年（1863），河南毛昶熙等最后一批团练大臣被裁撤。自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第三次大规模直接委派各地办团人员，至此只有三年。这三年中，团练大臣的负面作用不断暴露出来。裁撤原团练大臣的样板——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时，咸丰君臣如是说：查办团之举，始则合一乡为一团，继而联众团为一练。地广人多，良莠不齐。不肖团长稍露拔扈情形，承办团练绅士又不能防微杜渐、随时举发，致有尾大不掉之势。其河南团练均归侍郎毛昶熙管理，该侍郎于通省地方安能周历兼顾？而各练既有专管大员，地方官因而呼应不灵，几同虚设。现在贼氛渐就削平，应请饬令毛昶熙回京供职，所有团练一节即照直隶山东统归地方官经理，以一事权。
从此，晚清的团练大臣，有如昙花一现，退出了历史舞台。
曾炮轰冯云山的湘军悍将后来如何了？公平的来说，曾国藩的兵法韬略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甚至可以说，曾国藩根本就不懂得带兵打仗，但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曾国藩有强大的后援，当时清王朝虽无可战之兵，但作为正统王朝，后勤方面还是能给曾国藩提供保障的。而第二点，就是曾国藩有自知之明，不在带兵打仗上指手画脚，着重于军队的思想建设，一直有信念、有信仰的军队，战斗时自然更有韧性。
也正是由于曾国藩不对具体作战指手画脚，而且着重军队的思想建设，故而在他所建设的湘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悍将，而且这些悍将对曾国藩的忠诚度极高，不仅在战场上宁死不降，身处在高位后仍对曾国藩极为忠诚。而这里要说的，就是湘军中的一位悍将，他名叫江忠源，或许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在当时，却是一代风云人物，为何？因为他炮轰了太平军的南王冯云山。
这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曾中举人，但在会试时落榜，后被任命为教职官员，回乡教书。但这江忠源与其他的文人士子不一样，他本身长得极为雄壮，而且熟读兵书，在回乡后，他除了教正常的四书五经外，还以兵法训练乡里子弟。当时世道不太平，常有匪患，但新宁在江忠源所组织的团练保护下，得享太平，而且还因擒杀 聚众作乱的雷再浩，被升为知县。
当时官员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无非就是同窗或同乡，曾国藩作为湖南人，对于江忠源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在咸丰皇帝诏令部院九卿举荐贤才时，时任礼部左侍郎曾国藩就推荐了江忠源，虽然后来江忠源因父亲去世，断了这份机缘，但与曾国藩的恩情却是结交了下来。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江忠源也被征调到军中，深受副都统乌兰泰的器重。后来，江忠源回乡召集乡兵五百人，组建楚勇，并由弟弟江忠濬统领，奔赴广西。
江忠源也算是文武双全了，虽然兵少，但战斗力却不弱，屡挫太平军，官职也如同坐火箭一样，在乌兰泰战死后，江忠源得以独领一军。他并扼守鸬鹚洲，三败太平军，解桂林之围，被擢升为知府。而后江忠源追击太平军至全州。当时，太平军占据全州，打算沿着湘江水陆并进，北攻长沙。江忠源在蓑衣渡设下伏兵，又砍伐树木，堵塞河道，并与太平军鏖战两昼夜。南王冯云山中炮而死，太平军溃逃，辎重尽被缴获。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拜上帝会的始创人之一，而且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地理，在用兵上更是以狡黠著称；乌兰泰曾在上折中说，南王是“凶悍诡诈，久历戎行中不独未见并所未闻也”；而且史学家们还评冯云山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得知冯云山被大炮轰杀后大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夺我良辅之速也”。
后来太平军攻略湖南，江忠源自然是火速回湘保卫家乡了，虽然深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器重，但由于长沙城内巡抚、提督、总兵有十几人，互不统属，张亮基难以调度，故而江忠源的主张没被采纳。后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在张亮基的极力推荐下，江忠源升为湖北按察使，可见张亮基对江忠源有多倚重。可能会有人疑惑，这和曾国藩似乎没什么关系啊？要知道，其实湘军是曾国藩和张亮基一起创办的，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江忠源属张亮基一派，但本质上，仍是湘军。
之后江忠源又因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的叛军，生擒叛军首领刘立简、陈百斗、熊开宇等人。咸丰皇帝认为江忠源忠勇可恃，便让他到向荣的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江南大营是什么地方？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皇帝的野战军之一（另一支为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集结太平天国天京孝陵卫驻扎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
但江忠源行至九江时，闻听南昌被围，便上疏朝廷，请求先援江西，并率一千三百人奔赴南昌。江西巡抚张芾将王命旗牌授予江忠源，让他指挥所有战事。江忠源烧毁城外民宅，斩杀逃兵，又亲自驻守章江门，日夜督战。江忠源坚守南昌九十余日，多次击破太平军营垒、击沉敌军船只。后太平军见攻不破南昌，无奈之下撤军而去。咸丰皇帝为了表彰江忠源的功劳，特赐他二品顶戴。
当时统领太平军攻略江西的是太平军的头号名将石达开，石达开见攻不下南昌，于是又去攻打其他地方，多地陷落，告急的文书如同雪花一样发往咸丰皇帝处；其中最为危急的是庐州（今安徽合肥），当时，江忠源冒雨行军，将士尽皆疲惫，自己也染病不起。行至六安时，太平军已攻陷桐城、舒城。庐州知府胡元炜遣使告急，并谎称城中兵力、军饷充足。江忠源便不顾六安军民挽留，留下一千兵马守卫六安，带兵前往庐州。
江忠源抵达庐州，方知城内总共不过三千人马，而且粮草、军火短缺，但已被太平军重重围困。江忠源虽知自己被胡元炜所骗，而且庐州难以保全，但仍不肯弃城退守。他认为胡元炜不能布置防务，又谎言贻误战机，多次斥责，并亲自驻守水西门，击退太平军的进攻。朝廷为了嘉奖江忠源，赐他霍隆武巴图鲁勇号。当时，陕甘总督舒兴阿畏惧太平军兵威，不敢前进。江忠源之弟江忠濬与刘长佑也被阻拦在庐州城外五里处，难以救援；庐州形势极为危险。
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湘军最善打苦战，但部队作战，最怕有内奸，很不幸，江忠源就遇到了；庐州知府胡元炜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及荣华富贵，竟私通太平军。太平军获知城中虚实，更加猛烈的攻城。太平军炸毁水西门，攻入庐州城中。江忠源拔刀欲自刎，被左右亲兵阻止，都司马良勋背着他逃走。江忠源猛咬马良勋的耳朵，奋力挣脱，继续与太平军交战。到达水闸桥时，江忠源已身中七处创伤，只得投入古塘，跳水自杀，时年四十二岁。
此战，布政使刘裕珍、池州知府陈源兖、同知邹汉勋、胡子雝等人一同战死，唯有胡元炜因投降而保存；后江忠源的尸体被部卒周昌迹背出，仍是面色如生。朝廷得知后，追赠江忠源为总督、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赐谥忠烈，并将他的灵位安放在昭忠祠中。太平天国被灭后，朝廷念及江忠源的功劳，又追赠他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在湖南、江西为他建造专祠。
其实关于江忠源，看人极准的曾国藩早年就曾断言：“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而在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一员后，曾国藩虽然对江忠源颇有照顾，想避免江忠源的悲剧，但怎奈一切冥冥中早已注定；在镇守庐州时，江忠源有过多次逃生的机会，或者说他完全可以不去庐州，但他毅然而然的选择了前往，选择了坚守，战至最后一刻，而这也是湘军一贯的传统——不畏艰险。
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扶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文言文翻译现代文蒲城王文恪公尸谏
【清】薛福成
道光中，林文忠公（则徐）以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烟，与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庙倚任甚至。既而中变，命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驰往查办，严劾林公，革职遣戍新疆，尽撤守备，与英吉利讲和。于是舆论哗然，皆骂琦善之误国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贤，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后河决祥符，上命大学士蒲城王文恪公（鼎）临塞决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
蒲城一见林公，倾诚结纳，且言还朝必力荐之。及大工合龙，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还朝，力荐林公之贤，上不听。是时，蒲城与穆相同为军机大臣，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相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嵩，穆相默然不与辩。上笑视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薨。是时，新城陈孚恩为军机章京，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任。方早朝，军机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驾而出，急诣蒲城之宅。其家方抢攘无措，尸犹未解下。盖凡大臣自缢，例必奏闻验视，然后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孚恩谓公子编修某曰：“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子其图之。”会张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亲厚之门生，而亦蒲城同乡且门生也。相与共劝编修，编修从之。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三人皆俟及岁时带领引见，饰终之礼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推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亦于数年间由翰林跻卿贰。惟编修以不能成父志，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身不复出。蒲城薨未几，而林公召还，复为陕西巡抚。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后，宣庙常闻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赐还。
此说虽未尽然，然亦足见人心所归仰云。
【注释】
1、驰赴：急趋；奔赴。《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宋史·石普传》：“普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清吴敏树《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朝命起公湖北，与督抚共办军务，公乃闻名驰赴。”
2、宣庙：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亦即道光帝，1851-1850年在位。“宣宗”是其庙号，故称道宣。道光是其年号。
3、倚任：倚重信任。明宋濂《拟诰命起结文·中书参知政事》：“往尽乃职，以副朕倚任之意可。”《明史·唐云传》：“云从成祖久，出入左右，甚见倚任。”清昭连《啸亭杂录·马壮节公》：“入京营为武弁，傅文忠公甚倚任之。”周培艺《贵州民党痛史》：“两人勇于负责，事至立办，上官推心倚任，同列拱手受成，绩効大彰。”
4、中变：中途变化。宋苏辙《历代论·李固》：“固复以清河为请，与胡广赵戒同谋，广戒惧而中变。”《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好事定然中变，连累小子必然受辱！”沙汀 《淘金记》十六：“要不是龙哥依照历来的习惯，大声武气地出来阻止，事情也许会中变的。”
5、琦善：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1854），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人，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咸丰四年（1854）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6、驰往：义同“驰赴”。
7、守备：用于防御的设施、器物。《左传·昭公十五年》：“穆子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商君书·农战》：“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史记·五宗世家》：“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金王若虚《君事实辨》：“钟谟入贡，帝问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以‘不敢’。”清曾国藩《刘君季墓志铭》：“贼踞蒲圻县，得以其暇益筑坚垒，完守备。”
8、穆彰阿：郭佳·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浆山人，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大臣。穆彰阿进士出身，历任庶吉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职。他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善于揣摩上意，深受宠信，权倾内外。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议和，诬陷林则徐等主战派，并主持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咸丰皇帝继位后，重新起用林则徐等人，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六年（1856），穆彰阿病死。
9、妨贤：阻碍贤者登进。《汉书·王尊传》：“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唐司空图《重阳独登上方》诗：“退居还有旨，荣路免妨贤。”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史料一·蒲城王文恪公尸谏》：“于是舆论哗然，皆骂琦善之误国，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贤。”
10、河决：黄河决口。
11、祥符：指吉祥的征兆。《后汉书·光武帝纪下》：“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宋史·乐志十五》：“祥符锡祚，武库永销兵。”
12、蒲城王文恪公（鼎）：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厓，陕西蒲城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序幕时期政治家、著称于世的爱国名相。嘉庆元年（1796）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颇有政绩。道光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追赠太保，谥文恪，入祀贤良祠。
13、决口：指堤岸的缺口。亦泛指缺口。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史料一·蒲城王文恪公尸谏》：“上命学士蒲城王文恪公塞决口。”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诗：“呵，我们将看见这个决口，红的血与白的脓汹涌奔流。”
14、结纳：犹结交。《汉书·佞幸传·石显》：“是时，明经著节士琅玡贡禹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五：“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三国演义》第六回：“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幼好结纳，与名士七人为友，时号‘江夏八俊’。”王旡生《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元美生长华阀，抱奇才，不可一世，乃因与杨仲芳结纳之故，致为严嵩所忌，戮及其亲，深极哀痛，无所发其愤。”
15、明日：第二天。
16、廷诤：即廷争。唐杜甫《寄狄明府博济》诗：“国嗣初将付诸武，公独廷诤守丹陛。”宋孔平仲《续世说·宠礼》：“武后信重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折廷诤，太后每屈意从之。”清薛福成《庸盦笔记·蒲城王文恪公尸谏》：“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
17、牵裾：牵拉着衣襟。南朝梁元帝《看摘蔷薇》诗：“横枝斜绾袖，嫩叶下牵裾。”三国魏文帝曹丕要从冀州迁十万户到河南去，群臣上谏，不听。辛毗再去谏，曹丕不答而入内，辛毗拉住他的衣裾。后来终于减去五万户。见《三国志·魏志·辛毗传》。后以“牵裾”“牵衣”“牵裳”指直言极谏。《北齐书·孙腾传》：“孙腾牵裾之诚，有足称美。”唐杜甫《建都十二韵》：“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明无名氏《鸣凤记·灯前修本》：“怪当朝无肯折庭槛，又谁箇敢牵裳？”清黄鷟来《杂兴》诗之十三：“已悲事与牵衣别，敢谢人嘲折槛愚。”
18、史鱼尸谏：也称史鳅，字子鱼，春秋时卫国大夫，以正直敢谏著名。卫灵公在位时，不任用德才兼备的蘧伯玉，却重用奸臣弥子瑕。大夫史鱼曾多次进谏，要求启用蘧伯玉，罢免弥子瑕，灵公不听。后来史鱼病重，临死前对儿子说：“我死后，不要出殡，你把我的尸体陈放在窗下，我要以此来劝谏君王。”史鱼死后儿子按他的吩咐做了。卫灵公前来吊唁时，惊讶地看到史鱼没有被安葬。这时，史鱼的儿子将父亲的遗言转告灵公，灵公终于醒悟过来，便罢免弥子瑕，启用了蘧伯玉。
19、薨：古代指诸侯死。
20、新城陈孚恩：陈孚恩（1802-1866），字少默，号子鹤，别号紫藿。江西新城县钟贤（今黎川县中田乡）人。学者陈希曾次子，刘大观婿。道光五年拔贡，朝考一等，由七品小官，仕至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历任官至礼、兵、刑、户、吏各部尚书。清代著名书法家。
21、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早期也称为“司员”。最初无一定额数，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乾隆初改由内阁、各部、理藩院等衙门调派。自嘉庆四年（1799）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1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选资深望重者任之。军机章京的选任，据《枢恒纪略》卷7载：“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满军机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光绪三十二年（1906）确定汉章京额缺为20人。
22、宠任：宠爱重用。《三国志·魏志·刘放传》：“三年，放进爵魏寿亭侯，资为令，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同加散骑常侍。”唐韩愈《贺雨表》：“微臣幸蒙宠任，获覩殊祥。”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三》：“北齐司马子如、高隆之、孙腾、高岳皆为神武所宠任。当时号为四贵。”郭沫若《我的童年》第三篇七：“适因本府中学腐败，监督秦公受当局宠任，荣膺整理之责。”
23、抢（chēng）攘：纷乱貌。《汉书·贾谊传》：“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唐柳宗元《吊屈原文》：“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宋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万二千卷。”《封神演义》第六二回：“抢攘兵戈日不宁，生民涂炭自零星。”康有为《割台行成后》诗：“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
24、奏闻：臣下将情事向帝王报告。《后汉书·安帝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既不奏闻，又无举正。”唐薛用弱《集异记·叶法善》：“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闻。”《水浒传》第五五回：“（高太尉）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鲁迅《故事新编·铸剑》：“奴才刚才访得一个异人，很有异术，可以给大王解闷，因此特来奏闻。”
25、验视：检验察看。晋干宝《搜神记》卷六：“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新唐书·屈突通传》：“若玺书召，验视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三：“女曰：‘其臀有瘤。’验视无有。”
26、公子编修某：即王沆。著名爱国名相、清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之子。字静溪（小厪），庚子（1840）进士，翰林院编修（见《蒲城县志》）。育有十三子： 瑔、莹、瓛、璞、瓒、璵、玟、珵、瑒、玛、王觉、璂、璲。王鼎自缢尸谏后，他以不能成父志而为王鼎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自感愧恨，终生不出。
27、尊公：对人父亲的敬称。《三国志·魏志·袁尚传》“十月至黎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刘表遗谭（袁谭）书：‘天笃降害，祸难殷流，尊公殂殒，四海悼心。’”《晋书·简文帝纪》：“及超（郗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昔年过访尊公于江村寓舍中。”
28、恤典：帝王对臣属规定的丧葬善后礼式。即朝廷对去世官吏分别给予辍朝示哀、赐祭、配飨、追封、赠谥、树碑、立坊、建祠、恤赏、恤荫等的典例。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六：“京以子由长厚，必不肯发其变役法事，而疑其诸郎，故恤典独厚也。”《明史·贺世贤传》：“世贤既殁，或疑其叛降，恤典故不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崔纵之榇金人付臣护之而来，谨置之临安府城内妙行寺，乞赐检举，特与恤典，访其亲而官助葬之。”明张煌言《李陵论》：“设令汉武闻陵之败，临轩而叹，侧席而思，为之恤其母，抚其孥，或误传陵已死事，更为招魂以祭，恤典以赠之，陵虽犬豕，当必悔恨自裁矣。”清昭连《啸亭杂录·王文简公补谥》：“因与理密亲王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没无恤典。”
29、优旨：优待的诏命。亦谓颁发优待之诏命。明沈德符《野获编·禨祥·雷震陵碑》：“而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乘此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之庆也。’上优旨允行。”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史料·蒲城王文恪公尸谏》：“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
30、张文毅公（芾）：张芾(1814-1862)，名黼侯，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值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二十二年（1842）四月王鼎自缢后，张以门生至王家，与陈孚恩“共劝王沆”，同意由陈代改遗疏，得穆彰阿赏识，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1845）授工部侍郎，任满仍值南书房，旋调吏部；二十九年（1849）督江西学政。
31、亲厚：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汉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讎者所快。”宋叶适《与黄岩林元秀书》：“与二君亲厚，非复他人之比，每愿相聚数日，讲学其所当言。而事役参差，竟不一遂，将如之何。”
32、改草：改拟；改写。
33、震悼：惊愕悲悼。《楚辞·九章·抽思》：“愿承间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陈书·徐陵传》：“奄然殒逝，震悼于怀。”清昭连《啸亭杂录·朱文正》：“故其薨日，上甚震悼。”
34、成郡王：即绵懃（1768-1820），乾隆帝孙，成亲王永瑆长子，母嫡福晋富察氏，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年晋贝勒，二十四年加郡王衔，追封成郡王。
35、奠茶酒：洒茶、酒于地以祭祀。
36、饰终：谓人死时给予尊荣。《荀子·礼论》：“送死，饰终也。”宋陆游《王成之给事挽歌辞》：“赠极文昌贵，君恩厚饰终。”清昭连《啸亭续录·赐奠》：“国家宠待臣僚，遇有勋绩昭著者，饰终之典，有上亲临赐奠者。”
37、枢垣：犹枢府。主管军政大权的中枢机构。宋代多指枢密院，明清初多指内阁，清雍正以后多指军机处。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曹侍中在枢府，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宋陆游《贺张都督启》：“恭审诞膺册书，首冠枢府。”明吾丘瑞《运甓记·剪发延宾》：“爹爹，你藏器待沽，终须有日登枢府。”清汪懋麟《新岁荷真定公寄书并二律见问次韵酬谢》之二：“枢府纾筹策，官斋尚咏诗。”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若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此指清军机处。）
38、推毂（gǔ）：本指推车前进，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遇。后指荐举；援引。《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宋司马光《送祖择之守陕》诗：“俊德争推毂，荣涂易建瓴。”明归有光《与徐子与书》：“实赖吾丈雅故推毂之。”清方文《送姜如农明府擢仪郎》诗：“群公极推毂，玄币争相持。”
39、卿贰：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明史·赵世卿传》：“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好逑传》第十三回：“若以我学生昔日曾备员卿贰，亦朝廷侍从之官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四：“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
40、愧恨：惭愧悔恨。《太平广记》卷二六引唐薛用弱《集异记·叶法善》：“其僧愧恨，赴海而死。”宋叶适《＜罗袁州文集＞序》：“余笑曰：‘罢是，则门户冷落，患复不亟尔。’达文颇愧恨。”曹禺《北京人》第三幕：“文清愧恨地低下头，缓缓朝卧室走。”
41、归仰：归附仰仗。《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唐李白《化城寺大钟铭序》：“盍不建大法鼓，树之层台，使群聋六时有所归仰，不亦美乎？”宋王禹偁《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序》：“大都小邑，暨名山胜境，鲜不建梵刹而聚缁流，有以见大法之光扬，末俗所归仰也。”
【译文】
道光年间，林则徐公（谥号文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奔赴广东查禁鸦片烟，与英吉利士兵舰船在海上相持，宣宗皇帝非常倚重信任他。不久事情中间发生变化，命令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前往查办，严办林则徐，（将其）革职贬谪戍守新疆，全部撤掉防御的器物、设施，与英吉利讲和。于是舆论哗然，都骂琦善误国以及宰相穆彰阿妨碍贤人晋升，而惋惜林公不被重用。那以后黄河决口，出现祥瑞的征兆，皇上命令大学士蒲城人王鼎先生（谥号文恪）亲临边塞决口之处（治河），又命令林公前往效力。
王鼎一见林公，就倾心结交，而且说回朝一定极力推荐他。等到治河工程合龙，朝廷命令林公仍往新疆。王鼎回朝，极力推荐林公的贤德，皇上不接受。这时，王鼎与穆彰阿宰相同为军机大臣，每次相见，（王鼎）总是厉声咒骂他，穆相（总是）笑着避开。有时两人同时被皇上召见，（王鼎）又在皇上面前大声责骂他，斥之为秦桧、严嵩一样的奸相，穆相沉默不言不与他争辩。皇上笑视王鼎说：“您喝醉了。”命令太监扶着他出去。第二天又在朝堂上极力劝谏。皇上大怒，拂袖而起，王鼎拉着皇上的衣裾直言极谏，最终也未得到机会申明自己的态度。（王鼎）回家后想效仿史鱼尸谏的做法，当晚自缢而死。这时，新城人陈孚恩做军机章京，生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信。正式早朝时候，军机大臣只有王鼎未到，陈孚恩心里知道其中的原因，就驾车而出，急忙赶到王鼎的家里。他家里人正（都）纷乱无措，（王鼎的）尸体还没解下。凡是大臣自缢，按照惯例一定要奏闻皇上检查以后，然后才敢解下尸体。陈孚恩到了以后，命令他的家人赶紧解下尸体，检查衣带找到他写的遗奏，大意都是弹劾推荐林公。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沆说：“皇上正是非常生气的时候，不愿再听到这样的话。如果据实上奏，那么您父亲一定得不到皇上的恩典，而您也会终身被废弃不用。您如果还想在朝廷做官，不如压下这封遗奏不上报，而且还可以以为您父亲子请求朝廷的优厚恩赏，希望您好好考虑这件事。”正好遇上张芾先生（谥号文毅）也来了，张芾是以前穆相关系最亲密的学生，也是我的的同乡、学生。他们一起劝说王沆，王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陈孚恩代为改写遗奏，上报皇上说（王鼎）暴病身亡。皇上非常哀悼，命令成郡王代他前去祭奠，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子三人都等到年龄够了时专门差人带到朝廷接见，死葬的礼节非常隆重。陈孚恩袖子里抄着王鼎的原奏折离开了，回到军机处呈给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极力提拔陈孚恩，不到十年，就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也在几年间由翰林跻身仅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唯独王沆因为未能成全父亲的遗志，被王鼎的门生及陕、甘同乡们所鄙弃，（他）自己也惭愧悔恨，于是终身不再出仕。王鼎死后不久，林公被皇上召回京，又做了陕西巡抚。民间都流传，自从王鼎死后，宣宗皇帝常常听到空中有喊林则徐姓名的，史雨不久就恩赐他由新疆返京。
这种说法虽然不全是事实，然而也足以说明人心归附仰仗的意思。
张芾的介绍张芾(1814～1862)名黼侯，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值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二十二年四月王鼎自缢后，张以门生至王家，与陈孚恩“共劝王沆”，同意由陈代改遗疏，得穆彰阿赏识，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1845)授工部侍郎，任满仍值南书房，旋调吏部；二十九年(1849)督江西学政。
张芾也,这个名子怎么读拼音张（zhāng）
芾（fèi，fú）
也（yě）
太平军杨秀清决策打南昌，95天打不下，城墙都炸塌为何就是打不进?太平军杨秀清决策打南昌，95天打不下，城墙都炸塌为何就是打不进
2019-07-15 08:53
太平军早期的战斗力可以说天下少有，逢州克州，过府灭府。与清军作战，打的清军钦差大臣向荣羞愤自杀。
但也有失利的时候。
由于太平军缺少进攻大城市的经验，在许多防守坚固、面积较大的坚城面前，往往陷入死打硬拼的境地，但清军防守，最不怕的就是死打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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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太平军固然可以弃而不攻，采取大机动大迂回的方式达成战略目的。但1853年，太平军定鼎天京后，太平军不得不对作战方式作出巨大改变。
太平军一贯是流动式作战，从广西打到江苏，一路虽然攻克不少城池，但因为军队数量少，打下来基本都弃而不守。直到打到南京，才终于停下来开始建都。
天京是四战之地，特别是自武昌、九江、安庆、芜湖到历阳一带，个个都是战略要点。这些能地方，都是历代北方政权灭亡南京政权的必经之路。所以洪秀全、杨秀清定都后，军事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夺取长江中下游的这些战略据点，以拱卫南京的安全。
此时的太平军成分还比较纯粹，基本上都是从广西起义时带出来的兵，宗教信仰很坚定，反清的意志很坚决。虽然人数不多，不像太平天国后期在江南招兵动辄以十万计，战斗力却十分强悍。太平天国高层也还处于十分团结的时期，洪、杨、韦、石等诸首领相处比较融洽。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太平军称得上最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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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做出了西征的决策。目的就是要扫除清军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以及武汉一线的势力，为天京的战略安全提供充足保障。
1853年4月（夏历，下文同），太平军水师2万余人从天京出发，泛江西上，一战拿下安徽省城安庆，这是距离天京最近的一处要点，太平军大将胡以晃留下镇守此外，分遣赖汉英、曾天养、林启容等率兵1万余，继续溯江而上进攻九江、南昌。
5月18日，太平军进抵南昌城下。此前，清朝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在九江抵御，结果被太平军击溃，张遂率残兵奔回南昌。江西此时兵力极少，才千余人马，根本不足以抵挡太平军。恰巧清朝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率楚勇1200人，去救援安徽，路过南昌。张芾便力邀江忠源入城，一起抵御太平军。
江忠源与张芾商议，施行坚壁清野之法，放火烧城外房屋以为死守计，大火三日不息，江西名胜滕王阁也被焚毁。太平军到城下先四处救火，见城中守御严密，定计用水陆军久攻以困敌人，就在北兰寺一带连营数里，掘濠起堑，据其战地，又分遣游军，沿鄱阳湖西南昌、新建两县所辖二、三十里境内巡逻，日出夜归，断敌接济。
太平军围住南昌城，只留进贤门不围，这是兵法上的“围三阙一”之理。赖汉英指挥从军以穴地炸城之法，炸塌了得胜门，城墙缺口宽达数丈。但由于江忠源颇懂防御之法，清军及时进行了防堵，太平军无法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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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几天，太平军又在得胜门原缺口处炸城墙，这次轰开了数十丈，清军蜂拥而至来堵城缺，却不见太平军来攻城。江忠源见此反常情况，立即飞调其余守军急速来得胜门防守。各军刚到，又听轰得一声巨响，城墙又崩倒数丈。原来地雷还有未发者，太平军是在等待时机。只是这么一迟疑，清军缺口处的兵力大增，太平军仍然无法攻入。
眼见南昌危急，清廷又任命马济美为九江总兵，令其率川兵一部到南昌救援。清兵得一强援，也积极谋求破围之希望，江忠源、马济美屡屡率兵出城冲击，不时杀获太平军将士，给太平军攻城带来不小阻力。
赖汉英虽有一万兵力，但相对于南昌这座大城仍然显得过于单薄，不能对南昌城完全包围，也无法实施长围久困之策，想要破城，还得依靠重点突破。太平军找来西洋地雷，又将章江段城垣炸塌七丈宽的缺口，太平军蜂拥而上。清军奋死抵御，眼看就要被太平军突入城内。危急时刻，江忠源命令将数十桶火药倾倒在城墙缺口，顺风点燃，一时间烟焰大起，烧死不少太平军，其攻陷为之一挫。
清军赶忙加紧防守，将太平军打的暂退后，利用一晚时间，连尸体带泥土将缺口堵了起来。太平军徒负呼呼，就是打不进城。
城外太平军急躁无比，城内清军也是非常焦急。马济美以九江总兵入城，他肩上担负着清廷解围的重任。此时久战无功，他决意将城内精兵尽数开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张芾、江忠源都不同意。马济美愤然说：“只有我这个将家之后，才知道唯当死战。“他亲自率本部川兵出城，与太平军接战。赖汉英攻不进城，正巴不得清军出城作战。他令部下佯败，引诱马济美深入重地。又令小校在阵前辱骂马济美，马济美不堪其辱，率兵一直追击太平军，结果在芝麻田中了埋伏，被太平军乱枪打死。他的侄子马炳南随行作战，也被太平军杀死。
清军经此一战大为胆寒，再也不敢轻易出城，死守城中与太平军对抗。赖汉英小胜一场，但对南昌坚固的城垣仍然无可奈何。南昌的清军由于始终控制着中洲水道，能够源源不断地接到粮草、弹药等外援，是以虽然伤亡惨重，仍能不断获得补给，双方实际上打成了消耗战。
而且由于江忠源、张芾等人非常忠于清廷，统御部下得法，军民始终没有出现乱象，太平军埋伏在城内的三十多个间谍也立不住脚，都被张芾搜出来杀死。太平军可以说无机可乘，只能继续以将士的血肉之躯硬攻。
太平军初期之所以能屡屡击败清军，靠的就是灵活的战略战术，而非死打硬拼与清军打消耗战。南昌的攻防大战持续了九十多天，赖汉英靠死打硬拼始终打不开局面。清廷为解南昌之围，严令曾国藩遣湘军主力救援。曾国藩遂令候补道夏廷樾、郴州知州朱孙诒与江忠淑、刘长佑、罗泽南带兵入援，诸部湘军到达南昌后，并不入城，而是驻扎在城外，与江忠源等成犄角势，对围城之太平军构成极大威胁。
此时太平军高层也看到局势的严峻性，如果再打下去，赖汉英部极有可能要覆亡于南昌城下，东王杨秀清遂决策弃南昌不攻，太平军扬帆过湖口入九江，分路撤走。至此，长达95天的南昌攻防战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