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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旅隶属于国民军联军左路军第九路司令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管辖。高曾以石旅共产党人活动频繁，向井岳秀报告石容共、通共，并说石部“赤化”了。井对石渐渐不满。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谢子长等领导群众开会追悼李大钊并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 7月以后，白色恐怖笼罩陕西，中共陕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据点——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和绥德省立第四师范被井岳秀下令封闭，大批中共党员被捕入狱。井要石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被石拒绝。
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经过周密策划，以庆贺他50岁生日为名，下请柬约石赴榆林参加“祝寿盛典”。石先以种种借口推辞，但未经住同僚百般游说，最后还是应邀。到榆林后于同年8月22日被井杀害。
谢子长（1897年～1935年），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化名秋阳，陕西省安定县人。
1897年1月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西安省立一中，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榆中未及毕业，即回家乡创办小学。1922年秋，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1925年，为联络陕北旅京之军界学界人士，进行反对陕北军阀的活动，奔赴京津地区，与陕西旅京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及中共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接触较多，接受了革命思想。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等人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在安定县任县民团团总。其时，谢子长的友人、中共党员李象九利用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不久，谢、李2人都任石团的连长，利用公开身份，在安定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旅长。次年春，石旅中共党组织由特支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谢子长为委员。在军支和谢子长等人的努力下，石谦及其部属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在营、连都建立了党组织，100余名官兵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人秘密来到清涧县巡视工作，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等人继续留在石谦部队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等人一起开展工作。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李象九、谢子长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支部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任委员，并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3个连会师。10月12日晚，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清涧起义开始，起义部队里应外合，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10月20日，清涧、延川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弃城逃跑，3支暴动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宜川会师后，部队驻守宜川，被敌包围进攻，遭受重大损失。谢子长带领一部分人马冲出重围转战韩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重组了军委，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1928年1月，部队在陕甘边界处打游击，因攻宜川城和数次战斗失利，损失过重，起义失败。
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同年底，谢子长又受命到宁夏，在平罗、贺兰的立岗、姚伏一带从事兵运活动，曾在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旅长职务，并从陕北组织、派遣10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宁夏从事兵运工作，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随后，又同刘志丹打入陇东地方军阀谭世麟部，任团长、营长，利用公开职务收集了各地躲避反革命追捕的一部分中共党团员，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10月中旬，谢子长奉命调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受训。次年春，回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高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把原杨仲远、阎红彦等人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为在陕甘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2年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2月13日，谢子长率部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陕西军阀急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3县民团约1000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谢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将敌击溃，歼敌500余人。战后，游击队南下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向敌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准备袭击山河镇，开辟根据地。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100余人。1932年3月19日夜，游击队袭击山河镇，因走错路，战斗失利。1932年4月13日，在当地赤卫队和农民1000余人的配合下，游击队再袭山河镇，驻西峰之敌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200余人。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谢子长遂决定奔袭旬邑。1932年4月20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全歼守敌，解放旬邑。
1932年9月，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我军再战失利。1932年10月上旬，游击队撤至人烟稀少的合水平正川一带，处境极为艰苦。谢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到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谢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在篝火旁过夜。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大家，战胜了重重困难。
1932年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宜君杨家店进行整编。这时，省委书记杜衡再次来到游击队，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错误，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撤销这个错误决定），送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先到天津，后又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谢子长到安定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立即着手恢复第一支队，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经过一段工作，第一支队正式恢复，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谢子长带领部队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的作战方式，打了几次胜仗。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年8月15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8月17日起，在景武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作战数次，连获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8月下旬，谢子长等决定攻打河口，26日晚战斗打响。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负隅顽抗。红军连攻数次，直到天明，仍未攻克。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力量，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该据点逃往清涧县城。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战后不顾重伤在身，又率师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9月15日，谢子长仍带伤指挥部队，攻入安定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并收编了李丕成的民团。1934年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崔窑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陕北游击队一、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谢子长授了军旗。
1934年12月，刘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一月中下旬，多次到红柳沟、灯盏湾、韩河里等地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形势、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交谈很久，谈得十分融洽。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谢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直到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被转移到杨道峁村休养。敌人时刻侦察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为避开敌人追踪，把他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 ，再转移到磁圪湾，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河里村。春节前，谢子长的伤情恶化。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对家里人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39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
同住一室的李子洲，唤起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刊的兴趣，对革命始有认识，参加了陕西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并担任基金委员；同年李子洲动员他回陕北搞武装。他从瓦窑堡拉了数十人，配备枪械，到黄龙山从事保商保民。1924年，李复返石谦部队，在绥德经魏野畴、李子洲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时，石谦已升任营长，李在安定（今子长）县任警佐。1926年，石谦升任团长，委任李为第三（补充）连连长。这一年，李象九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在连队建立团的特支和中共特支，任中共特支书记。军队特支6月后受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领导；同时受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和豫陕区执委会军委指导，使中共在石谦部队中的活动得到加强。这期间，经李推荐，谢子长民团也编入石谦团为第十二连，谢任连长，使部队的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于同年夏成立了第二特别支部，谢任第二特支书记。同年暑期，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又派去一批党、团骨干到该团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共第一、第二特支发动士兵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使部队和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1927年春，陕西大革命进入高潮，井岳秀部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石谦升任步兵第六旅旅长，李象九升任该旅二营营长。李与谢子长在部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共组织，有些连队的班、排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士兵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李、谢的革命思想对石谦有较深的影响，使其逐渐倾向国民革命。冯玉祥附蒋反共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派唐澍、白乐亭到清涧石谦部队，与李、谢一起领导军队党的工作，并传达了省委关于在该部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在此期间，有人向井岳秀密告石谦部赤化；井要石谦交出李、谢等人，石拒不执行。井遂以为自己祝寿为名，将石谦诱至榆林杀害，任命亲信营长康子祥为代理六旅旅长，命令骑兵团团长种宝卿在清涧、安定一带“严加防范”；又以“改编”和“换防”之名调李营到延安、谢连到宜川，企图分而歼之。石部官兵得知旅长被杀的消息群情激愤。中共军队组织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在石被害后制定的行动方针，决定利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以李营、谢连为骨干，联络其他由共产党组织掌握和受党的影响的六个连共1000多人，发动武装起义。10月12日（一说14日或10日），李宣布起义和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部队随即挥师南下。10月15日到达宜川，与驻宜川的三个连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起义部队在宜川改编为旅，李任旅长。由于井岳秀派大军“围剿”，起义部队寡不敌众，且指挥失当，损失很大，遂于突围后退至韩城西庄镇。12月，中共陕西省委二次派唐澍和阎揆要等来到部队，先组成以唐澍、白明善、史唯然、阎揆要为成员的军事委员会，又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指挥，率部向清涧、安定开进，然而攻打宜川再次失利，起义终归失败。李没有参加北上行动而离开部队，去了山西绛州，和中共组织脱离了关系。1930年李回到西安，经共产党员杨晓初介绍，去河南邓宝珊部，被任命为第三旅旅长。次年返回家乡，任澄白区保卫团指挥官。1934年李再次到黄龙山，以“垦荒”的名义招收人员，扩充革命武装力量。1935年率所部到陇东，编入工农红军。1936年初，李与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筹备组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时，该会由杨明轩主持成立，李任委员兼农民武装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难民纷纷逃陕。为安置难民李几次向陕西省政府具文呈请开垦黄龙山。后经杨明轩、杜斌丞向孙蔚如说情，1938年1月，成立了陕西省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李任主任，收容安置灾民2.5万多人，办了多处农场，开展生产自救。花园口黄河决口后，又有数万难民逃到黄龙山，李均予以收容安置。1939年初，李因涉“共党嫌疑”被迫离开黄龙山，南汉宸、杜斌丞将黄龙山所存粮款上交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示用一些款办一个较大的企业，作为交通站。李即请任启明、白超然在白水兴办了建业、东原两个煤矿。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将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改为院辖的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委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朱庆澜和经济委员会委员安汉为正副局长；李西去千陇，出任千山垦区办事处主任，委任共产党员胥润琮、程剑青分别担任技术组组长和保卫组组长，李负责与中共西安地下组织联系。 1945年，胡宗南派7000多人进驻垦区，又有人告李是“共党要员”，李遂于1945年底辞职去西安。1946年3月，经杜斌丞、韩兆鹗介绍，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内战爆发后，李曾八次转送中共组织给邓宝珊的信件，劝邓起义，并利用邓与傅作义的关系，请邓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48年初，李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示，在西安进行策反工作，保护西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组织外围武装力量迎接解放军进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李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任民建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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