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为什么没有后代翁同龢（Wēng tóng hé 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年）
错误写法：“翁同和”、“翁同稣”
[编辑本段]【翁同龢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传世书迹较多。《节临华山碑扇面》，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纸本墨迹，隶书3行，共8字，题款10行，共46字。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此幅扇面，由隶、行、楷三种书体组成。跋语和题款，字虽小，而所占篇幅强半，整体布局，既疏朗而又谨严，甚为得体。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结体用笔，恪守古法。跋语行书，8行37字，写得老健、厚重，书卷气甚浓。题款为楷书，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说：“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编辑本段]【翁同龢生平】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军机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决策机构。翁同龢两参军机，第一次是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期。他参与了对法、对日主战的决策。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编辑本段]【翁同龢书画】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翁同龢书法作品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编辑本段]【翁同龢藏书】
翁同龢藏书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翁文恭公日记》等。
[编辑本段]【翁同龢故居】
▌故居简介 ▌
鸟瞰故居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景点一览 ▌
〖知止斋〗
故居景点一览知止斋是主人会见宾朋之处。楼上藏书，楼下供吟诗、论文、赏书、品画之用。
〖玉兰轩〗
为客厅，亦称花厅，因庭中种有玉兰，故名“玉兰轩”。
〖晋阳书屋〗
处彩衣堂西侧轴线，为翁同龢读书之所。
〖柏古轩〗
在思永堂后第七进。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轩，亦称“柏园”。同治年间为翁同爵居处。光绪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时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携其孙翁安孙、侄孙翁斌孙也曾短时居住过。
〖双桂轩〗
为翁心存、翁同书居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将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双桂轩”名移至此处。翁同龢晚年返乡后常来此歇息。
〖后堂楼〗
在主厅彩衣堂之后，楼分上下两层，原为翁氏女眷居住之处。楼下现辟为介绍翁同龢生平事迹的专室，楼上则为翁氏一门书法艺术陈列之处。
〖砖雕门楼〗
清代砖雕垂花门楼。上镌“源远流长”四字,下砌“辞亲赴考”、“衣锦还乡”带状砖雕组画。精雕细刻‚造型美观‚为这座建筑增添高雅气氛。
[编辑本段]【翁同龢之墓】
翁同龢的墓在城区翁同龢之墓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建国后屡修。今存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长约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单间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墓城四周乔松桧柏挺秀，风景极佳。环山公路南侧有翁氏祠堂（详见“翁氏丙舍”）。1982年3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和的事迹翁同龢(1830～1904)
中国晚清大臣。字声甫，号叔平、瓶笙，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署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师傅。前后充乡试考官、会试总裁等，参与主持科举考试达40年。后成为清流派的领袖人物。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极力主战。次年马关议和，反对割地 ，力争修改约稿。《马关条约》签订后，因愤于割地求和，遂“有变法之心”，欲辅佐光绪帝筹谋新政。北京强学会成立，曾予支持。但反对维新派提倡的民权平等学说。1898年初 ，参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对康有为的问话，随即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 ，开始变法维新。翁同龢为慈禧太后及后党所忌恨，15日即被开缺回籍。同年12月，又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居家惧祸，所存疏稿，焚毁强半，日记亦有删改。1904年病卒。1909年(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着有《瓶庐诗稿》(另词一卷)、《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其书法纵横跌宕，为世所重，有手札、墨迹等多种影印或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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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用法同{{bd}}，区别在于输出两端有括号。 ，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
生平
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是同治跟光绪皇帝的两代帝师。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翁同龢并不以政绩闻名，以书法着世，纵横跌宕，为世所重。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极力主战；中法战争中，支持刘永福，又终身与李鸿章有仇，处处刁难，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慈禧太后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促进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翁亦扼杀自身的前途，罢职归里，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卒谥文恭。着作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补充
翁同龢（一八三○——一九○四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着名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免战争。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着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 ，如入汤火。”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六月十六日慈禧令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翁同龢的人物争议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 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
翁同正和翁同龢是什么关系？就是一个人
翁同和这人怎么样翁同龢（Wēng tóng hé 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年）
错误写法：“翁同和”、“翁同稣”
[编辑本段]【翁同龢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传世书迹较多。《节临华山碑扇面》，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纸本墨迹，隶书3行，共8字，题款10行，共46字。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此幅扇面，由隶、行、楷三种书体组成。跋语和题款，字虽小，而所占篇幅强半，整体布局，既疏朗而又谨严，甚为得体。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结体用笔，恪守古法。跋语行书，8行37字，写得老健、厚重，书卷气甚浓。题款为楷书，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说：“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编辑本段]【翁同龢生平】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军机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决策机构。翁同龢两参军机，第一次是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期。他参与了对法、对日主战的决策。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编辑本段]【翁同龢书画】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翁同龢书法作品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编辑本段]【翁同龢藏书】
翁同龢藏书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翁文恭公日记》等。
[编辑本段]【翁同龢故居】
▌故居简介 ▌
鸟瞰故居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景点一览 ▌
〖知止斋〗
故居景点一览知止斋是主人会见宾朋之处。楼上藏书，楼下供吟诗、论文、赏书、品画之用。
〖玉兰轩〗
为客厅，亦称花厅，因庭中种有玉兰，故名“玉兰轩”。
〖晋阳书屋〗
处彩衣堂西侧轴线，为翁同龢读书之所。
〖柏古轩〗
在思永堂后第七进。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轩，亦称“柏园”。同治年间为翁同爵居处。光绪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时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携其孙翁安孙、侄孙翁斌孙也曾短时居住过。
〖双桂轩〗
为翁心存、翁同书居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将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双桂轩”名移至此处。翁同龢晚年返乡后常来此歇息。
〖后堂楼〗
在主厅彩衣堂之后，楼分上下两层，原为翁氏女眷居住之处。楼下现辟为介绍翁同龢生平事迹的专室，楼上则为翁氏一门书法艺术陈列之处。
〖砖雕门楼〗
清代砖雕垂花门楼。上镌“源远流长”四字,下砌“辞亲赴考”、“衣锦还乡”带状砖雕组画。精雕细刻‚造型美观‚为这座建筑增添高雅气氛。
[编辑本段]【翁同龢之墓】
翁同龢的墓在城区翁同龢之墓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建国后屡修。今存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长约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单间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墓城四周乔松桧柏挺秀，风景极佳。环山公路南侧有翁氏祠堂（详见“翁氏丙舍”）。1982年3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和翁同和是什么关系有历史名人翁同龢
没有翁同和这个名字
但龢与和是同音字
因此有人将翁同龢误写成翁同和
如何评价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翁同龢反对妥协，力主抵抗，举荐贤才，支持变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新勇气，这在当时的大官僚中并不多见，应当充分肯定。
他集内外矛盾于一身，他试图缓解，但最终未能解决，他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士大夫传统的价值观，赋予他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超越了忠君报国的局限，成为人类理性和良知的维护者，翁氏的表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次绝唱。